为满足A公司与B公司各自的需求，自2014年以来，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甲与B公司实际控制人乙之间多次因项目工程进行资金拆借，双方不同的账户间资金往来多达两百余次，但从未就款项进行结算。2022年1月，乙起诉称甲在2015年1月26日至2017年9月22日期间与乙的资金往来中超收款项共计9,792,622.80元，分别由账面超收金额6,892,622.80元和甲在另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乙抵销未果的290万元组成，现乙要求甲返还上述不当得利并支付相应利息。

　　甲将此案委托宽以律师团代理，宽以律师团接受委托后了解到甲曾于2020年因乙久不清偿290万元借款诉至法院，要求乙偿还290万元本金及利息。对此，乙辩称与甲在2015年1月26日至2017年9月22日期间的资金往来抵销后不存在任何债务，但该意见因乙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而未被法院采纳。法院最终依法裁决支持了甲上述诉讼请求，但乙在判决生效后仍拒不履行清偿义务。宽以律师团根据上述情况制定了诉讼方案并应诉。

　　不当得利包括以下四个构成要件：（1）民事主体一方取得利益；（2）另一方受到了损失；（3）一方得利与另一方受损存在因果关系；（4）一方得利没有法律根据。其中，“没有法律根据”属于消极事实，证明难度较大，而我国立法对该要件的举证证明责任却并未予以明确，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故该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成为了司法实务的一大难点。

　　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和非给付型，宽以律师团研讨确定本案原告诉称的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即不当得利基于给付行为产生。结合全案情况综合分析，代理律师认为乙作为款项的持有人，主动将款项转移给甲占有，其有义务就给付没有法律依据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除了从理论层面加强论证，代理律师还调取了相关民事、刑事诉讼庭审笔录及裁判文书，并细致地梳理了甲与乙及其实际控制的 B公司之间自2014年至2018年间所有的银行交易流水及涉及的工程项目。在法庭上，代理律师不仅指出了乙在本案与另案中对资金往来原因的陈述的自相矛盾之处（乙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对往来资金明确为招投标、民间借贷、代付款等原因而产生）bd体育，还通过提交甲与乙及其实际控制的B公司之间完整的资金往来流水，证明乙举示的资金往来明细系恶意截取，实为乙多收取了甲款项。合议庭以此认定双方资金往来并非缺乏法律依据，乙主张双方的银行账户转账金额进行品迭后的差额亦不构成不当得利，故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尽管给付型不当得利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由请求人举证，但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没有法律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解仍存在一定争议，即应否将该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请求人。最高人民法院倾向于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不仅要求原告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而且被告亦需就其抗辩主张提供证据，最终在审核认定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基础上作出认定 [1] 。此种裁判思路在本案中亦有所体现，除了主张适用一般举证规则，我方能够举证证明甲并没有超收款项以及另案生效判决确认案涉款项均有法律依据，这对答辩意见最终被法院采信亦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对不当得利纠纷案中的代理人理解法律未予明确的举证责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请求人对于他人取得不当利益致其受损的事实已经举证证明，且给付行为欠缺法律依据确实存在一定盖然性的，代理律师不能忽视受益人就其抗辩的原因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负有真实、完全和具体的陈述义务，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供请求人予以反驳 [2] ，从而取得良好的庭审效果。

　　[2] 参见刘文辉、杨帆、邱世国：《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受益人的证明协力义务》，2019年第11期《人民司法·案例》。

　　受理本案的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认为，乙作为资金发生变动的控制者，更有能力对财产转移作出理解，有义务就甲取得款项“没有法律依据”这一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乙曾在另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主张与甲的资金往来均是共同串通招投标的投标成本资金往来，主要用于融资平台保证金、报名费等，表明双方的转账行为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另外，甲应收取的290万元已被生效判决确认为双方之间的借款。案涉款项均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法律案例，故判决驳回乙的全部诉讼请求。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在最高人民法院代理多bd体育起案件，部分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农业农村部法律问答、四川法院、成都法院评为典型案例。代理的部分案件被写入法院白皮书。

　　专业领域：政府/企业法律顾问、重大民bd体育商事争议解决、刑事辩护、并购重组、农业林业法律事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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