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认为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一样，仍是以教师为主体。部分教师认为案例教学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引出案例、分析案例、解答案例，学生只是授课对象，被动地接受知识。虽然有时教师的某一精彩案例解评获得学生的喝彩，但这种完全或主要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对学生思考过程的关注，不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方式。就法律基础课程而言，在这种教学模式中难以培养学生形成法律思维方式。
3.认为教学中运用案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某个具体的法律概念或法律原理，因而所选的案例往往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法律知识点。然而，由于课时有限，教师不可能对所有知识点都进行详尽讲解，其中部分知识点通过案例讲解，学生能较好掌握，还有些知识点只能粗略讲解甚至省略，其结果导致学生对法律的认识是零碎的、片段式的，不能形成对法律全面、系统的认识，不利于提高学生的法制观念。上述认识误区导致法律基础课程案例教学未能达到理想效果，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意识也未能得到有效提高。
使用案例教学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法治理念，形成法律思维，增强法律意识，所以案例教学应致力于实现这一教学目的。这需要教师在课前进行精心的准备和设计，包括选择案例、设计教学过程、组织引导讨论等。
要使案例教学能引起学生共鸣，达到预期教学效果，案例选择至关重要。首先，案例必须具备真实性和可靠性，案例的论证过程才具有可验证性，学生才能从思想上信服并积极参与案例的分析讨论。很多教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选用的案例一般都是一些案例教材上编写的，这些案例大多是虚构的，人为设计的痕迹很重，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可以多关注各级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经典案例。其次，案例应具有典型性，能集中反映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典型案例由于其在某一方面特征非常突出，能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再次，案例应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疑难性，应能引起学生的讨论和思考，通过讨论逐步理清思路、并得出答案，这一过程能加深学生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学生形成法律思维，树立法律信仰。而知识点单一、能直接得出答案的案例，可以在教学中作为例证使用，而不适合作为教学案例。
案例教学法不只是在教学中穿插举例，而是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等，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因此，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是主体，教师仅是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合理掌控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分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案例，对于案例所涉及的问题如何解决应当由学生自己通过思考讨论后得出，而不是由教师提供，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适时给予学生启发，而且案例的答案也不一定是固定的、唯一的。互动性是案例教学的一个特点。形成互动性的前提是学生具备与教师交流的时间和能力。因此，教师要给学生合理的准备时间，即应将案例提前布置给学生，使其有时间查找资料，并对案例进行思考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案例教学，可以在师生之间形成更积极有效的互动，提升教学效果。案例教学中，重要的不是得到问题的答案，而是得出答案的过程。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讨论法律案例，学生运用法律原理分析法律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既加深了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同时也在逐步形成和锻炼法律思维，进而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值得强调的是，案例教学要具有较高的理论高度，不能满足于解答案例。教师在实施案例教学时，要引导学生探求案例问题背后所隐含的相关法律原理和理论，并思考该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案例教学虽然具有很多优点，但在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并非完全摒弃传统讲授教学，而应将案例教学与讲授教学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讲授教学注重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知识的系统性、逻辑的严谨性是其显著特征，也是其优势所在。案例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思维，而在理论知识学习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则较为有限。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组成部分的法律基础课程，是一门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传授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提高法律素养、增强法律意识是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其中，传授法律知识是基础。只有在系统、完整、全面地学习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锻炼学生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讲授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相结合，合理分布二者的比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良性互动，力求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三、案例教学的具体实施以培养学生法律意识为切入点
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增强学生法律意识。法律意识作为一个宏观概念，其内涵极为丰富，而宪法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平正义意识是其基本内容。下面，从培养学生形成上述三个方面的法律意识出发，示范在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如何设计案例教学。
根据教学时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不知晓宪法的性质及内容，更谈不上尊重宪法。培养学生的宪法意识，首先应让学生了解宪法的内容和性质。选择宪法案例时，可侧重于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例。宪法本就是通过保护公民私权利来限制国家公权力。尊重宪法就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宪法行使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实现。目前，违法行使权力，滥用权力，以公权力肆意侵占私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当前强调宪法意识，主要就是强调尊重公民宪法基本权利。齐玉苓案、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都可作为典型案例向学生介绍。下面以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案为示范。2003年9月芜湖市人事局因张先著体检乙肝“一、五阳”，认定其不符合国家公务员身体健康标准而不予录取为国家公务员。2003年11月张先著以芜湖市人事局的行为剥夺其担任国家公务员的资格，侵犯其合法权利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件涉及公民的平等权、政治权利、隐私权等宪法权利保护问题。该案例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引导学生思考芜湖市人事局的做法侵犯了张先著作为公民享有的哪些基本权利，从而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性质，树立“公民宪法基本权利是公民享有的基本的、必不可少的权利，任何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非法限制、侵犯或剥夺”的法治理念。
法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来调整社会关系的。每一个法律主体既是权利的享有者，也是义务的承担者。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应当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意识。受传统和现实因素的影响，相当部分大学生对权利和义务存在错误认识，如重视自身权利，忽视自身义务；认为权利就是为所欲为，不受限制；或是在权利受到侵害时，选择忍气吞声等。因而，法律基础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权利义务观教育应贯穿于法律基础课的始终，可通过很多典型的法律案例教育学生如何正确对待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如在讲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规范”时，可围绕学生关心的网络问题，探讨公民网络活动的法律界限，即公民网络活动的权利范围有多大，应承担哪些法律义务。可向学生介绍“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姜某在博客中记录因第三者的出现而对婚姻绝望，姜某自杀后，其丈夫王某成为网络搜索、攻击的对象，从而引起民事诉讼。在该案中，网民的权与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二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思考公民网络权是否有界限，以何为界，从而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法律权利的含义，明确“权利的行使以不损害他人权利为前提”。此外，前段时间引起众多争议的“玉林狗肉节”事件也可以作为案例向学生介绍，因为这一事件中涉及到如何对待权利吃狗肉的权利和爱护狗的权利。教师在使用该案例时，可从权利平等、权利界限等方面引导学生讨论、思考。
公平正义是法律永恒的主题。现代民主社会，公正不仅指实体公正，还包括程序公正。在当今中国社会，尤其应注重程序公正。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程序观念非常淡薄，时至今日，程序的意义仍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法律基础课程应培养学生树立全面、科学的公平正义观，特别是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程序的价值和意义。佘祥林案是一个典型的“因程序不公正而导致实体错误”的案例。在介绍该案例时，首先应明确这是一个冤假错案，佘祥林没有实施犯罪却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犯并执行了刑罚。其次，应引导学生思考导致错误判决的原因，佘祥林案件的整个司法程序中存在哪些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情形，如果当初参与该案的公安、检察、审判部门能及时纠正这些违反正当程序的做法是否可以避免发生错判。通过对该案的分析、讨论，让学生认识到程序的重要性。当然，程序的价值不仅在于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其本身更具有独立价值。教师还可以向学生介绍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该案被称为世纪大案，不仅在美国司法界甚至在全球法律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当今社会应如何诠释公平正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二者孰更重要。
[内容摘要] 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相关银行在处理信用证单据时的规则和责任已成为诸多此类法律纠纷的焦点。本文紧密结合国际著名的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下列四个问题： （1）处理单据的时间要求； （2）独立审单责任； （3）拒受通知的内容； （4）拒受通知的传递方式。 [关键词] 信用证 严格相符原则 单据不符 拒受单据 拒受通知众所周知，信用证已成为国际经贸中最主要的一种结算支付方式。而信用证业务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种纯粹的单据业务，即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也就是说，在信用证业务中，只要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信用证条款要求的单据，开证行就应承担付款或承兑的责任。受益人与有关银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单据买卖关系。根据已被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银行普遍接受并在信用证条款中采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这种单据买卖中的单据提交、传递、审查和因单据与信用证不符而产生的银行拒绝付款“买单”行为都应严格遵守相应的规则。因此，《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有关信用证单据处理的这些规则将成为解决信用证纠纷和判定相关责任的重要法律依据。本文将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的规则和规定入手，结合国际上最新的典型司法判例，对信用证单据处理中以下四个方面的规则和责任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银行处理单据的时间要求《UCP400》对开证行处理信用证项下单据的时间作了两项规定：第16条c款规定，开证行应在合理时间内审核单据并决定接受或拒受单据；第16条d款又规定，如果开证行决定拒受单据，它必须不得延迟地通知寄单行或受益人（着重号为本文所加）。另外，《UCP400》第16条e款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开证行违反以上c、d这两款中的任何一项规定，则无论单证是否相符，它都无权宣称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而拒受单据。如何理解上述“合理时间”和“不得延迟”呢？对此，克里斯托弗。斯托顿法官在“Seaconsar Far East Ltd诉Bank Markazi Jomhouri Islami Iran”一案 的二审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第16条d款中不得延迟地通知义务与第16条c款中合理时间内的审单义务是两种不同的义务。因为审核单据所需的时间不易十分明确，这一时间的长短将视信用证规定的单据的多少、详略程度以及是否清晰等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一旦审单完毕并作出了拒受单据的决定，那么下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便是通知受益人或寄单行。由于已经给了银行合理的时间审查单据并作出决定，所以银行在履行随后的通知义务时便没有理由再拥有一段时间。按照《UCP400》规定，履行这两种义务的时间期限是前后连贯和接续的。也就是说，开证行首先依第16条c款在合理时间内审查单据并决定是否接受；如果它决定拒受单据，那么就开始了第二个时间，即依第16条d款不得延迟地通知受益人或寄单行。 《UCP500》则将原《UCP400》第16条c款中合理时间内的审单义务规定在了现在的第13条b款中，而原《UCP400》第16条d款中不得延迟的通知义务现规定在《UCP500》第14条d款（i）项中。虽然《UCP500》将履行审单义务和履行拒受通知义务的总计时间规定为不超过从其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七个银行工作日，但对这两种义务的各自履行期限仍有不同的要求。从《UCP500》第13条b款来看，其中的“合理时间”仍未明确量化。该“合理时间”包括了审查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单据并作出是否接受决定所占用的时间。而第14条d款（i）项中的“不得延迟”则是对作出拒受决定后紧接着的下一个程序的时间要求。因此，英国上诉法院在“Seaconsar案”中关于上述两种义务及各自履行期限的解释和区别，仍对《UCP500》的适用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 从《UCP500》的整体条文结构分析，也可看出对这两种义务的区别规定。《UCP500》第14条e款规定，如果开证行或保兑行违反了第14条各款项规定，则无权宣称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但《UCP500》对违反第13条b款没有规定明确的救济方法。《UCP400》则明确规定，违反上述两种义务的任何一个都将使开证行无权宣称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这一点与《UCP500》有着明显的不同。 总之，按照《UCP500》的规定，在不超过从其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七个银行工作日的前提下，如果银行在审单和决定拒受方面超出了合理时间，但却毫不延迟地发送了拒受通知，则不能援引第14条e款剥夺它宣称单证不符的权利；相反，如果银行在合理时间内完成了审单并作出了拒受决定，但却拖延了发送拒受通知的时间，则依第14条e款，它将无权宣称单证不符。例如，某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审单合理时间本应为三个银行工作日。假设甲银行用了六个工作日完成了该信用证单据的审单并决定拒受，且在第六日当天发出了拒受通知。那么可以认定甲银行违反了第13条b款中“合理时间”的要求，但却未违反第14条d款（i）项中“不得延迟”的规定，故不能适用第14条e款剥夺甲银行宣称单证不符的权利。相反，假设乙银行仅花费了两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对该信用证单据的审查并决定拒受，但乙银行却在时隔两个工作日之后的第四天发出了拒受通知。那么，虽然乙银行未违反第13条b款中“合理时间”的要求，而且乙银行处理单据的总计时间仅为4个工作日，比甲银行总计6日的时间还要短，但乙银行却因违反了第14条d款（i）项中“不得延迟”的规定，其后果将导致乙银行按照第14条e款丧失宣称单证不符的权利。当然，上述关于第14条d款（i）项中“不得延迟”的分析和理解不能绝对化，因为银行确会因内部业务程序需要或主管人员病休、出差等客观原因，在发出拒受通知的过程中花费必要的时间，但只要总计未超出七个工作日，而且银行无主观过错的情况下，不宜仅以作出拒受决定与发出拒受通知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间隔来判定银行违反了第14条d款（i）项中“不得延迟”地通知义务。 无论如何，上述规定和分析已明确表明，当排除了可以抗辩的客观原因时，一旦银行决定拒受单据，那么允许它将此决定予以通知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应该越快越好。 二、银行的独立审单责任《UCP500》第14条第b款规定，开证行……必须仅以单据为依据，确定单据是否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如果单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不符，上述银行可拒受单据（refuse the documents）。《UCP400》第16条b款也作了相同的规定。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之一是确立了银行（指开证行或保兑行或代表其行事的指定银行）在审单中不可替代和独立的主体责任（non-delegable and independent duty）。这一责任的法律含义首先在于确定单据与信用证条款是否相符的主体是银行而非其他任何人（例如开证申请人或受益人等）；其次，银行应对单证是否相符自行作出判断和决定，而不是与其他任何人，尤其是开证申请人协商决定或共同决定，更不能只让其他人单独决定。 虽然按照《UCP500》第14条c款规定，银行可以联系开证申请人，请其撤除不符点。但这种联系的前提条件是银行已自主确定了单证不符，而且是否进行联系本身也由银行自行决定。有学者指出，就第14条c款的法理含义而言，只有当开证行充当独立的和可信赖的付款人，而不是开证申请人拒付的又一方便渠道时，开证行与申请人之间的联系才是公正合法的。因此，如果将该条款理解为允许开证行与申请人联系是为了就单据不符作出一项共同的决定，那么开证行与申请人的这种联系就是非法的。支付还是拒付的最终决定权还在开证行，与开证申请人的联系仅限于在开证行决定拒绝接受不符单据的情况下，获取申请人对不符点予以接受。 这种联系的目的决不是让银行与开证申请人共同对单据继续进行挑剔或共谋拒付的理由。 在英国法院审理的“Bayerische& Vereinsbank Aktiengesellschaft诉National Bank of Pakistan”一案 中，开证行在同一信用证项下收到议付行递交的两单套据后，没有独立地进行审查，而是将单据转递给了开证申请人。由于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市场价格下跌，申请人用了四天的时间寻找了一切可能的单证不符点，最后向开证行发信指示拒绝接受单据。开证行则将申请人拒受单据的信，连同两套单据中的一套又转发给了递交单据的议付行。开证行在转发该信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拒绝接受单据，而只是指出：“进口方（即申请人）未接受所附单据，单据中包含下列不符点，具体参见进口方信函。”曼斯法官在本案的判决中指出，无论如何，开证行在决定是否接受单据方面的作用是首位的，也是独立于开证申请人的。本案中开证行的行为是错误的，它只不过充当了一个“邮政信箱”的角色，而未履行独立的审单责任。银行的这一错误行为应被视为违反了《UCP500》第14条b款而不是d款。对违反第14条b款的法律后果，在《UCP500》第14条e款中已作了明确规定，即开证行无权宣称单据不符合信用证条款。所以曼斯法官进一步认为，本案原告关于被告开证行违反第14条b款的主张和理由将导致开证行无权宣称单证不符。 在理解和分析银行的独立审单责任方面，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该案中的开证行向位于另一国家的受益人开出了一份即期可议付的信用证，该信用证注明受《UCP500》约束。受益人在信用证有效期内提交了单据并由当地一家银行进行了议付。议付行则从位于美国的偿付行得到了偿付。开证行收到单据后，因发现两处不符点而决定拒绝接受单据。议付行对开证行指出的不符点无异议。不符点也按银行业务的普遍作法提示给了开证申请人。随后开证行收到申请人要求放弃不符点的指示。此时开证行则未遵照申请人的指示，而是依第14条d款（ⅲ）项向议付行索还已给予该银行的全部偿付款项及利息。该议付行对开证行的索还要求予以拒绝，其理由是：第一，申请人已签字表示放弃不符点，且议付行也已拿到了申请人这项签字文件；第二，受益人不愿退还已收的议付款项，原因在于其货物经查已被申请人的关联公司用银行保函提走。所以，即使受益人退款后收回了提单，它已无法凭提单控制和拥有货物。此案纠纷发生后，开证行提请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ICC Banking Commission）发表咨询意见。该委员会答复指出，虽然开证行可自行决定联系申请人放弃不符点，但即使申请人放弃了所有的不符点，这种放弃也不当然约束开证行去接受单据和付款。另外，就受益人因申请人通过向船公司出具银行保函提走货物而不愿退款这一情节，该委员会认为也与开证行无关。因为此时包括提单在内的单据仍由开证行掌管，而在任何情况下，开证行处理的只是单据，而不是与该单据有关的货物及／或受益人、申请人是否同意的行为 .三、银行拒受通知的内容按照《UCP500》第14条规定，银行（指开证行或保兑行或代表其行事的指定银行）审查单据后如果决定拒绝接受，则应向递单行或受益人发出拒受通知。该通知除了发出的时间和方式有明确的要求外，其内容也必须符合第14条的规定。那么仅从内容角度而言，何谓有效的拒受通知呢？从《UCP500》的规定和已有司法判例的解释来看，拒受通知必须同时明确地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第一，明确告知本银行已决定拒受单据；第二，叙明本银行凭以拒受单据的所有不符点；第三，说明本银行对已收到的所有信用证规定的单据是否留存听候处理，或已将单据退还交单人。由于这三项内容都已包含在了第14条的条文之中，故依第14条e款的规定，如果银行拒受通知的内容产生缺陷，无疑将使银行丧失主张单证不符和拒付的权利。这一法律后果对银行也是极为不利的。 在“Bankers Trust Co诉State Bank of India”一案 中，开证行审单后向通知行电传告知单证不符并决定拒绝接受单据；该电传同时指出，单据的具体不符点容后另告。时隔两天，开证行又电传告知了具体的单据不符之处。但后一份电传已超过了本案的合理审单期限。显然，本案开证行在有效期限内发给递单行的只有第一份电传。该电传的内容虽然说明了单证不符并决定拒受，但未具体列明各项不符点，因而不符合关于“叙明 凭以拒受单据的所有不符点”这一要求，属内容无效的拒受通知。前面提到的“Bayerische案”，也涉及到拒受通知的内容问题。该案开证行收到了议付行递交的两套单据，但在随后的拒受通知中只附上了两套单据中的一套，对另一套单据存放何处或是否退还，该通知函中只字未提。曼斯法官将这一疏漏视为违反了第14条d款（ⅱ）项，他认为这一疏忽也应使开证行无权宣告单证不符。《UCP500》第14条d款（ⅱ）项规定，拒受通知必须说明单据已留银行保管听候处理，或已将单据退还交单人。这一规定的目的除说明被拒绝接受的单据仍归属递单人支配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了不能轻视任何单据所代表或包含的价值。如果将这一规定理解为只适用于某些单据而非信用证项下提交的全部单据，那么上述款项的意图是无法实现的。本案开证行拒受通知恰恰没有说明全部单据是否留候处理或已退还，而只退还了其中某些单据，这正是该通知内容上的错误之处。 中国银行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麻烦。在美国法院2000年审理的“Voest-Alpine Trading USA Corp.诉Bank of China”案中，开证行通知交单人单据不符。开证行在该通知中指出了有关的不符点并告知正在与申请人联系，促请放弃不符点。就在适用于本案信用证的《UCP500》第14条规定的七个银行工作日过后，开证行又发出了一份拒绝接受单据的通知。法院认为，只有第一次的通知是在有效期限内发出的，但该通知没有指出或说明开证行是否已决定拒受单据。法院据此判决指出，因开证行未能发出有效的拒受通知，依照《UCP500》第14条e款，本案开证行已无权主张单据与信用证的条款和条件不符。 四、银行拒受通知的传递方式《UCP500》第14条不仅规定了银行决定拒绝接受单据的通知的内容、时限，而且还限定了该拒受通知的传递方式。第14条d款（ⅰ）项要求银行对拒绝接受单据的决定，“必须……以电讯方式，如不可能，则以其它快捷方式通知此事”。 《UCP400》第16条d款对此作了相同规定。上述规定明确表明，银行必须使用电讯方式传递拒受通知；而只有当银行与递单人之间无法进行电讯联络时，才能采用其它传递方式。即使在采用其它传递方式时，如果存在多种其它传递方式的，则银行还应从中选择更为快捷的方式。例如，开证行与递单人（寄单行或受益人）之间的通讯联系存在有效的传真或电传方式，同时还存在特快专递、航空信函、普通邮件方式， 那么，《UCP500》或《UCP400》则要求拒受通知只能采用传真或电传这两种电讯方式，而不能采用后三种方式。只有当前两种方式不存在或因意外原因中断，才可在后三种方式中选择最为快捷的方式。 《UCP290》第8条e款的规定有所不同，它采用了“必须以电报或其它快捷方式”的规定bd体育。总之，国际商会限定传递方式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拒受通知的传递时间减少，使受益人能尽快改正不符点或尽快对拒受单据下的货物进行处理，以免延误时间后因市场波动造成单据持有人经济损失。但随着电传和传真通讯方式的快速发展，到了修订《UCP400》和《UCP500》时，电传和传真已成为比电报更加方便的最快捷的通讯方式（当时电脑网络通讯尚不发达），所以将“电报”（cable）改为了“电讯方式” （telecommunication）。而且为了推进先进电讯方式的普及，也为了避免对传递方式的选择性规定引发不必要的纠纷，将“其它快捷方式”的采用严格限定在无法使用电讯方式的前提条件之下。 在“Seaconsar案”中，信用证项下单据是由受益人公司的销售经理阿彼诺先生（Mr.Appiano）在伦敦当面交给了开证行的信用证部经理曼苏瑞先生（Mr.Mansouri）。连同单据一起提交的还有一封用受益人Seaconsar公司文头纸打印好的信函，该文头纸上印有该公司的地址、电话及在香港的电传号码。信函的内容是“你们的电传须发给我公司在意大利的办事处，其电传号为”212085，SEAR.M“。曼苏瑞曾当场指出了所交单据有七处与信用证不符。后阿彼诺修改纠正了四处不符点，仍有三处不符点。随后曼苏瑞当面通知阿彼诺，单据已被拒绝接受并留存开证行听候受益人处理。受益人在本案诉讼中提出，开证 行的上述口头拒受通知违反了本案适用的《UCP400》第16条d款，因此按该条e款规定，银行无权拒受单据。被告开证行抗辩指出：第16条d款只是为了确保”不得延迟地“发出通知；在双方经办人会面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方式比口头通知更快了。而且当时交单的人是阿彼诺先生，他本人就在伦敦，如果电传到香港或意大利都会出现延迟。这一抗辩理由曾得到一审法院支持，但二审上诉法院未予采纳。上诉法院认为，在适用第16条d款时遇到的关键问题是，当时使用电讯方式通知拒受一事是否可能；如不可能，方可选择其它快捷方式法律案例。另外，”不得延误“是对发出通知时的时间要求，它与该通知本身传递方式方面的要求是两种不同的要求。也就是说，无论使用电讯方式还是其它传递方式，银行都必须在通知的发出时做到”不得延误“，至于按规定的传递方式发出以后的传递过程的快慢则与银行无关。法院还认为，银行的义务是通知信用证的受益人Seaconsar公司，而非阿彼诺先生本人。但上诉法院最后指出，尽管本案使用电讯方式通知是可能的，但如果单据是在受益人（或寄单行）的高级职员在场情况下递交的，并且该高级职员本人亲自去银行联络，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口头通知他本人，而不需要传递给外地的另一个人。上诉法院的最后判决实际上认可了在双方经办人会晤的特殊条件下，银行可以在口头或当面递交方式与电讯方式之间作出选择。也有人在评析该案时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即一旦银行与递单人的合法代表发生面对面的接触时，彼此间显然已无法当面进行电讯联络。也就是说，此时以电讯方式通知已成为”不可能“，故可以选择口头或当面递交这种”其它快捷方式“进行通知。所以该观点认为本案开证行口头方式的拒受通知符合《UCP400》第16条d款和《UCP500》第14条d款（ⅰ）项的规定。 在涉及拒受通知传递方式的另一“Bayerische案”中，开证行收到申请人提出单据不符的信函后，将该信函连同收到的一套单据以快信的方式转发给了递交单据的议付行。从本案事实来看，开证行在完全可以使用电讯方式的情况下，却使用了快信方式，而快信方式显然不属于电讯范畴，故法院认定开证行使用快信通知拒受单据之事违反了《UCP500》第14条d款（ⅰ）项的明确规定，并依第14条e款判定本案开证行因此无权主张单证不符。 综上所述，信用证交易中的严格相符原则已成为制约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原则。该原则虽然内涵丰富，适用广泛，但它的具体要求及其实施则需要一系列具体规则的制订和执行。本文的研究充分说明，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法律规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为了在课堂上能够迅速的吸引学生的兴趣，在进行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取要从日常生活之中的案例入手，并选择和教学内容相贴进行的案例。在这样的选取原则下，所选择出来的案例的针对性就更强，学生也就更容易接受并灵活的从这些案例之中吸取经验。具体来说，在进行选择的过程之中，一是考虑从法律书籍之中进行案例的搜集，一般情况下，法律书籍之中的案例都有很强的教学价值的经典案例，可以选择的幅度也很大，这也是教师在进行案例选择的过程之中最主要的选择方式;二是从经典的法制频道之中进行案例的选取(例如，《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栏目)，这些栏目之中的案例故事性强，学生也更容易接受这样的教学内容;三是从报纸书刊上进行案例的选择，在进行这种方式的选择过程之中，要充分的重视到事件的时效性。
为了充分的发挥出案例教学的教学效果，还可以在教学过程当中，采用组织模拟法庭的方法，来为案例教学创造一个虚拟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充分的参加进去，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有效的发挥出其教学效果。组织模拟法庭要从以下几步做起:首先，教师要进行案例的选择，并根据案例的基本内容，进行对模拟法庭的设计。在进行案例的选择的过程之中，可以让学生自己拿出意见，选择一些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案例来进行组织;其次，要进行相应的模拟法庭的组织设计工作，在教师的指导下，寻找出合适的同学扮演法官、公诉人员、被告、原告以及证人;然后，要进行开庭阶段的情景模拟工作，这一部分也是中心环节，在这一环节就要严格的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内容进行;最后，教师要对模拟法庭之中的具体内容和取得的教学效果进行点评，并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出提升学生的组织能力和法律运用能力的地方，帮助学生更快的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
国际经济法的教学目标不仅要求学生能够掌握相关法律专业知识，而且还应具备外语表达国际经济贸易法律方面的专业问题，用外语提供国际经贸法律服务的技能。在国际经济法课程中开展双语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相关的法律规则，而且可以使其熟悉国际经济法专业术语和专业知识的英文表达，提高以英语提供法律服务的能力，为学生以后能顺利地从事经济贸易和国际法律交流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增强了日后就业的竞争力。此外，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还能为将来有志于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的的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锻炼其掌握和分析第一手英文资料的能力，为将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培养人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WTO规则的背景是西方法律制度的国际化，要使我国的法律制度与WTO接轨法律常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西方法律制度接轨，这就要求我国法律学人要站在能与西方法律学人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水准上，否则就不能够参与公平竞争。
国际经济法自身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国际经济法的渊源较为复杂。其中国际条约、惯例以及外国的正式文本通常都是英文版。汉语与英语分属两种不同的语系，两者在语法结构、语言及表达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再加上汉语思维者和英语思维者思维方式的不同，难免导致相互翻译时将信息遗漏或言不达意，甚至错误理解。基于中译本进行的教学，可能造成理解上的歧义。有些术语和规则，只有还原到其原来的语言文本中，才具有真实的含义。我国某些国际经济法教科书中对一些条约、惯例以及有关外国法的翻译并非完全精准，可能会造成对相关法律的误读。例如在英国法中，提单的性质属于Document of Title，即权利凭证。
而在我国的一些国际经济法教材中，这一术语却被解释为物权凭证，抹煞了提单亦具有债权凭证的作用。其实英国法中没有债权和物权的区分，也不像大陆法系那样有系统的物权体系。尽管国际经济法某些内容属于中国国内法的范畴，但其毕竟调整的是涉外经济关系，例如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三资企业法等。使用英文传授该部分内容可以令学生在探索正确英文译文的表达方式的同时更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相关法律的理解。
在国际经济法开展双语课程也就有较高的可行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将“双语教学”课程定义为：指除外语课程外，采用了外文教材，并用外语授课的课时占该课程课时的50％ 以上(含50％ )的课程。其中教材可作广义理解，不应局限于教科书本身。大量的英文条约、惯例和案例为国际经济法提供了充分的教学材料和资源。直接采用英文版的法律文件省去了翻译和出版的环节，更能跟上法律发展和变化的步伐，将国际经济法最前沿的知识引入课堂。其次，国际经济法的授课对象通常都是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英语水平较之低年级相对有所提高，更容易适应双语教学。从学科内容来看，国际经济法与其他法学学科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这令双语教学的开展更具可行性。
案例教学较之传统的讲授方式更具有启发性，能够令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教学过程，积极思考并与教师形成良性互动，尤其适合国际经济法的双语教学。由于受听说能力相对较弱的限制，一部分学生对双语教学存在本能的距离感。如果教师仅仅使用传统纯讲授的方式，是用理论讲理论，就更增加了学习的难度，久而久之可能导致某些学生因为无法跟上教学进度进而产生抵触情绪。引人形象具体的案例能够创设相关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的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不仅提供了令学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平台，有助于锻炼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能改变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一味接受教师传授的信息的状况，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精神。案例教学过程中的师生间的沟通和互动，亦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使用英文表达法律问题的机会。
在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中，英文资料的精准翻译十分重要。但毕竟该课程的教学重点并非法律英语的学习，而是要以精准的翻译为基础，强调对相关英文资料的深层次法律内涵的理解。国际经济法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对案例的深人分析才能够把握其精髓。案例教学对于实现这一目的大有裨益。引入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双语学习的过程不再仅满足于了解甚至识记英文法律规则的中文意思，而是要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去探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将相关的法律规则应用于案件事实。通过直观具体的案例，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抽象的法律规则，更加牢固地掌握有关知识点。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兰德尔于1870年创立了案例教学法。学生要在课前阅读教师指定的相关案例。教师则采用苏格拉底式方法通过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分析进而寻找出案件背后的法律规则。案例教学能让学生学会像律师那样思索，像法官那样办案，培养其法律技能及思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令法学教育变得生动活泼。
但纯粹的案例教学并不适合国际经济法。法学教学方法的选择应坚持多元化的原则，根据学科领域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就国际经济法而言，以条约和惯例体现的成文法决定了不能完全摒弃大陆法系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法。该教学法在知识的系统性、抽象性和理论性方面亦具有案例教学法无法比拟的优势。举例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法律概念，而不是培养学生独立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也不必提前预习并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而是被动地在课堂上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举例所用的例子往往是为了服务于某一个特定知识点的细枝末节。结合案例教学法要求采用案例讨论课的形式，真正实现学生的积极参与，而教师则应该作为引导者启发学生独立地分析案例，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事实上，结合讲授式与案例式的教学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
即便是在英国，澳大利亚，香港这些普通法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完全采用美国法学院的案例教学法，而是结合讲授(1ecture)加辅导讨论(tutoria1)，同时使用教科书和案例的方式以兼顾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另一方面，案例教学也在大陆法系国家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
应先通过教师讲授的方式使学生对基础知识有了一定了解后，再进行案例讨论课。要适当分配讲授教学与案例教学在总学时中所占的比例。可以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安排这两种教学方式所占的比重。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内容，例如对国际经济法导论部分，应主要以讲授方式为主；而对于国际货物买卖法等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则应适当加大案例讨论课的比例。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在国际经济法双语教学中，教师应从该学科的重要知识点出发，根据其特点决定案例教学在该部份内容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对于那些文本本身涵义较为模糊条约或惯例重要条款以及某些源于英美法的重要原则，应主要通过案例讨论课进行学习，以确保学生能够深刻了解其法律内涵，熟悉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要选取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的真实案例作为案例讨论课的资料。只有真实的案例才能提供第一手的判决书供学生研习，使其通过阅读原文理解其含义，并得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文表达。除了确立某些原则的经典案例外，还应该选择体现对该原则的突破和发展最新案例，从而使学生直观地了解相关法律的演进，接触到最前沿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对于理论和实践中上存在争议的问题，亦应选择体现不同立场的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可以锻炼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纠正其在传统教育模式下一味地接受权威观点的学习误区。
英文判例的篇幅较长，结构亦较为复杂，学生又缺乏普通法教育背景，直接将整篇英文判例交给他们阅读研习难度过大。教师应从中摘出与所要讲授的知识点有关的事实以及法律问题，并着重保留法官的判决及推理交给学生阅读。这样即减轻了学生阅读长篇英文判例的负担，又能突出重点，提高学生对重要法律规则内涵的理解和应用。随着学生对英文案例熟悉程度的加深，可以逐渐增加案例的数量和难度。
“教”与“学”是一门艺术,是两大主体(即教师和学生)围绕知识的传授和吸收,能力的培养和适用而展开的双边教学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教法,即“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案例教学之目的在于通过讲述生动、活泼的案例,使相关的理论问题得以形象化阐释。[2]让学生在聆听故事化的情节之中,将理论问题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从而达到深入浅出、言之有物的教学效果。最终使学生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与掌握所讲授的理论内容。
在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涉及到如何组织课堂教学的问题。案例教学实际上是一个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要保证教学效果,课前准备相当重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案例教学离不开案例,司法案例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适合课堂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方面下功夫。这是引入案例教学的第一步。包括搜集案例和选择案例。社会经济变化多端,法律案例千姿百态,民商事案例有简有繁,法律关系少仅单独一条,多则错综复杂。案例选得好,教学就成功了一半。选编案例一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新颖性。即尽可能选择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以使案例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并通过案例讨论了解司法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第二,典型性。即紧密围绕所要传授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理论选编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以达到通过案例讨论使学生加深理解法学基本理论之目的。例如,在讲授《合同法》“要约与承诺”问题时学生感到很抽象,不易理解。通过讲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关于“悬赏广告”的典型案例,学生兴趣大增,思维极易调动。第三,适当性。即所选案例要难易适中。案例太简单,容易得出答案,难以提起学习兴趣。太难可能超过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理解力,无以使学生入手分析,会打击其学习的积极性。第四,多样性。既选择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微小案例,也选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既选择已有确切答案的案例,也选择争议颇大,尚无定论的案例。案例选择好后,紧接着第二步就是教师要分析案例。在将案例交给学生之前,教师必须先将案例精髓吃透,作深刻剖析,把握好案例的关键点,既要指出案例的优点,也可指出其不妥之处。以利于课堂教学时有效地启发、引导学生思路。学界探究案例分析的方法,就民商事案例而言,王泽鉴教授倡导“请求权基础说”,王利明教授又提出“法律关系分析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莫衷一是。前者重法律关系之“面”,后者重法律权利之“线”,都具有解析案例的实效。
(1)讨论式的案例教学方式。教师在讲完一定范围的教学内容之后,选择数个较为典型的案例集合到一起,向学生提出若干问题,在课堂上交由学生进行讨论。其目的在通过对案例的讨论,使学生不但能巩固所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适用法律来处理案件,甚至对我国存在的立法缺陷亦有所发现和了解。可以尝试这样进行:将一堂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讲授课程中的基本问题,如概念、特征、原则等,包括介绍同一问题和各学派不同主张及理由,这阶段也可以系统介绍相关理论问题;第二阶段是利用三分之一时间有针对性地讲一些典型、疑难案例,然后让全班同学讨论,尤其要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主张,调动学生发言积极性,甚至可以鼓励学生开展辩论,以便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三阶段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归纳总结,点评各学生观点,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2)多媒体式的案例教学方式。在民法教学中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案例教学。在传统的教学中,进行案例教学时,一般是通过两种方法将案件信息传递给学生的,即教师口述或者书面文字,由于受到叙述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限制,传递给学生的案件信息一般都是“去伪存真”过的,条理清晰,案情明了,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这种案件便于学生分析和教学。但是,这种情形与现实脱节过大,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真实案件的处理能力。多媒体的优点是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传统的口述案例变为生动直观的多媒体影像,使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体验案件的真实状况,培养学生在尽可能真实环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将复杂的案例通过幻灯片等形式演示出来,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直观展示在学生面前,还可搜集各种视听、录像资料,利用多媒体教室展示,增强案例的生动性和实践性。比如,《今日说法》中的案件录像,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案件发生的过程,真实、生动、形象,学生此时接受的案件信息接近于当事人的陈述,属于立体式的信息。学生对这种案件分析时,不仅要掌握扎实的法学理论,还要结合一定的社会经验对案情进行去伪存真、排除干扰,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现代式的案例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非常有益,对于学生将来参加司法考试也有很大的帮助。
(3)直观图解式案例教学方式。在大学的考试或司法考试中任何法律案例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解析完毕,由于时间紧,不可能一遍一遍地去阅读案例,由此,直观图解案例的教学方法,即便于简明地展现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又可对学生进行解题练习。在具体的操作上,应用简单的草图构划出案例的多种不同的当事人与各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细节,凸显案件的争点所在,并便于学生有自由的头脑去思考案例中出现的难点,而不必在遇到问题时再从头看案例。但是,除此之外,在一些涉及地域的案例中,比如交通案例、相邻权属争议案例中,还必须画出具体的草图;对于那些时间、地点与人物比较复杂的案例,就需要用表格式的办法,按照时间的顺序列出,并将相关的地点、事件与人物附上。实施案例教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目前,我国法学院校对教学班的单位建制,名义上以50人左右的班为单位,而实践中往往采取多班合并听课的做法,合并后少则100人,多则200人。在这种大班或者全班听课的情况下,开展案例教学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勉强采用,也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而实施案例教学最好应实行小班授课制。
法律职业要求就职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敏捷严密的思维。而且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法律的内容、法律的形式甚至它的操作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法律职业者需要不断的知识更新,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方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是教师、学生就某一单元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教学方法。教师要适当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的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知识的互动。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是一个将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总结有机结合起来的教学过程,具体包含了“导读—提问—分析、辩论—总结”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思维过程。
在每一章教学内容上课前,教师引导学生有目的地阅读一些书籍,查找相关的信息、资料等。首先,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收集整理一些资料发给学生。列出多层次的书单,让学生大量阅读书籍(包括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等),吸收各种信息。教师可以提供相关的电子资源目录,包括法律计算机数据库,法律光盘和法律网络资源站点等,鼓励学生利用先进的法律文献检索方法主动去查阅更多的相关资料、信息。指导学生正确地检索并阅读已有的科研成果资料,为课堂的研讨、辩论作好充分的准备。它不同于一般的课前预习,它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相关书目,主动查找相关信息,结合现实深入思考,提出问题。
此为关键环节,以问题为纽带,学生主动参与研讨、辩论。在教学过程中,可视具体情况采取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一种:(1)在课前学生对教学内容基本知识、信息己初步了解、掌握的基础上,由教师提出实质性问题,要求学生回答、研讨,并随着讨论的展开,不断地提出一些实践性的或假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串联起所读、所学的各方面知识;(2)在课前学生对教学内容基本知识、信息己初步了解、掌握的基础上,由学生提出实质性的问题,要求教师答辩、分析。其间学生们可以根据教师的思路、观点不断地提出实践性或假设性的问题,让教师展现出其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新的思维方式,学生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线)通常,在教学过程中最经常运用的是师生互相提问、互为辩论的方式。不仅提问与辩论交错进行,而且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提问、辩论也交错进行,形成热烈的学术氛围,在互相的交锋与碰撞中闪烁出智慧与理性的火花。
教师可以作业或小论文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要求,达到训练和培养学生主动动手、动脑进行书面总结的习惯与能力之目的。学生交上作业或小论文之后,教师应详细阅读,针对总结中发现的问题或学生仍模糊不清的问题,进行指导性的分析、论证。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使民法的教学不再只是对一些民商事条文的单纯注释和解说,以及一些技术操作层面的简单训练。通过资料的准备,“问”与“辩”的交锋,结论的总结,它可引导学生高度关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问题,最大限度地使知识本身转化为一种认识法律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实践的能力。
“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名词,属于法律教育术语,英文名为ClinicalLegalEducation。法律诊所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校诊所教育的模式。[3]在医学校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用一句话来概括诊所式法律教育,就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培养学员的法律实践能力,教会学员能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去思考问题”(Thinklikealawyer),从而培养学员的DIY(Doityourself)能力。
国内多所高校的法学院引进了“法律诊所”教学模式。这些学校在开设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基本上都采用了“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却各有特色。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所称法律诊所教学,指将法律条文及其理解和运用放在一种真正的事实环境之中,从而使学生掌握将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学生得到进行法律分析和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4]通过承办真正的案件和教师的课堂启发式指导以及面授指导,学生能得到更多的技巧的训练,以便使他们真正地“像律师那样思索”,使其在分析案件事实、收集证据、更好地进行人际交往和沟通及起草法律文书等技能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
法律诊所教学方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采取提问式、对谈式、互动式、模拟训练、个案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5]还可以积极的采取网上讨论、网上法庭、网上诊所等形式,充分利用网络的技术资源。但总的来说,主要分为课堂内和课堂外两种情形(见图表)。课堂内的形式具体包括了以下方法:(1)讲演式教学法;(2)问题讨论;(3)案例讨论;(4)示范(包括学习律师的案件和指导人的角色示范);(5)体验角色的(包括真实客户和虚拟客户)。课堂外,除建立以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法律援助中心等在内的实践教学基地外,应建立网上模拟法庭或网上法律诊所。[6]在这样的诊所里,学员不会像法官式思维即理性地进行价值的评断,而是从每个细节出发,结合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用律师式思维去考虑个案的最佳解决方案。
通过上辅导课和司法模拟训练课等形式,给参与法律诊所的学生传授基本的民商法律技能。精心设计民事案例和需要讨论的关键论点,预先想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教师要注意学习新知识、新法律,如已生效的《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跟踪民商法领域的新动向。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学生明确各自任务后,着手准备工作,分析案情,收集相关证据,进行认真思考;教师应指导学生深刻理解案件所具有的特定社会背景和人的心态;“律师”应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用律师的思维去思考每一个细节问题,不放过任何细微环节,寻找有利于委托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案例讨论法最早来源于西德，是由教育家瓦・根舍因提出，这种教学方法又被称作实例教学法或个案教学法。该种教学方法注重从实践中选取案例，再通过将其应用于教学中来揭示科学的真相。最初在商业和企业管理学教学中教师采用了该种教学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直到1870年，美国哈佛法学院院长柯里斯托弗・格伦姆布斯・朗道尔将其运用于法律教学中，至此，案例讨论法在法学教学中才逐渐被认可并发展起来。在法学教学中，教师为使学生明白复杂深奥的法律条文，学会准确适用法律，就会以实践中选取的一个典型案例为中心，引导学生分析和讨论，进而生动形象地解释法律的内容，深刻揭示其法理内涵。
众所周知，商法的技术性、实践应用性非常强，并在法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学生更好的掌握基础理论知识，但在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对学生法律思维和法律创新意识的培养，也不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使法学理论知识脱离了实践，不利于对学生法律素养的塑造。而案例讨论教学法，是对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的一种尝试和创新，这种方法，不但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使学生更好的把所学到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相联系，而且对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具有一定价值，并能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枯燥、沉闷的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从而为更好的成为一个具有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新型人才而服务。
在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中，案例教学法曾被广泛应用，该种教学方法通常的做法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需要，在讲解基础理论知识和重难点时，选取合适的案例进行进一步说明、解释，案例是为理论讲解而服务的，所以其处于辅助的地位。虽然在举例的过程中，学生也会某种程度的参与到教学中，例如参与案例的分析，交流，讨论等，以此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并掌握重难点，但是和案例讨论法相比，传统的案例讲解法中更多的体现的是教师教学的主动性，在课堂上，由教师进行法律基础知识的讲解，分析，并进一步举例说明教师所讲解的知识点和重难点，为了不扰乱既定的教学计划，学生往往只能就个别的问题在很小的程度上参与有限的讨论，而往往不能对教师传授的知识进行深入和透彻的讨论与分析，并且学生因为参与度不高，往往在教学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师生之间也缺乏必要的和谐的互动，教师通常无法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课堂气氛比较沉闷，学生对所教授的内容缺乏兴趣，实践中学生缺乏创新意识和自我思考的能力。相反，案例讨论法在原有的案例教学法基础上，打破了原来课堂中教师角色和学生角色的设置，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学生之间可以互相讨论、辩论，学生和教师之间也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使原本沉闷的课堂变得活跃生动，效果显著。
在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中，由于教师教学地位的主导性，导致了学生在学习中的被动性，因此，在学习枯燥的法律知识的过程中，学生越发的缺少热情和积极性，甚至对法律条文产生一种厌烦感，进而使得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整个法律职业失去了兴趣，最终选择了其他行业。商法是一门逻辑严谨、思辨能力很强的实践性课程，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如果根据该门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选择案例讨论教学法，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使学生对法律知识，法律条文产生好奇和兴趣，而且可以更好的调动学生课堂的参与度，进一步锻炼他们的法言法语表达能力和法律逻辑思维能力。
高等法学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法学理论、法学方法独立分析问题、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法律职业人才。传统的法律教育模式，更注重对学生基础法律知识的传授，这种教学模式导致一个很严重的现实问题，即我们的法学教育人才，虽然有很多是法律知识、法律条文的记忆高手，但是一旦走人社会，进入到司法实务当中，他们却成了不会运用法律知识只会死记硬背的机器，因为在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在中，他们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没有学会灵活应用的技能。而案例讨论教学法，其产生和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各类教学中做到理论联系实践，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课堂的案例讨论，学生可以学会把死记硬背的法律条文应用于具体的案例，对模拟的实务中案件做到正确、准确的适用法律条文。这个学习的过程，不但可以使学生通过课前对案例的查阅、分析掌握相关法律条文，培养自学的能力，而且通过课堂讨论，辩论，还可以进一步学会运用法律法律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
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中，师生之间互动较少，学生在教学中基本没有多少表达的机会，教师的教学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教学计划的限制导致教师在教学中不能给学生太多的空间和时间，所以学生在课堂上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多少时间来表达自己对问题的思考和分析。长此以往，本应该是能言善辩的法学专业的学生，却发现不会运用法言法语来表达和陈述，更不会从法律的角度用法律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案例讨论法在教学中转变了师生之间的地位，教师给了学生更多的表达空间和机会，锻炼了学生法律语言表达能力和辩论的各种技巧，这些技巧不但是将来从事法律职业所必不可少的技能，而且也是作为一个法律职业者所具备的综合素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随着法学教育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开始结合部门法的要求采用案例讨论教学法，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然而，案例讨论课的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次成功的案例讨论课需要从课前、课中到课后都进行充分的准备和严谨的设计。
选择合适的案例是案例讨论课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因为如果案例选择不当，不但不能使讨论课顺利开展，还会影响到学生对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的兴趣，进而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案例讨论课之前，要针对授课学生现有的法学基础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选取适合讨论的经典案例。案例的选取不能过于简单，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可争辩性。“相对于简单的案例而言，该案件将导致两种以上的法律概念、法律制度可能被适用，不经仔细辨别和严密推理难以给出确定的结论。”这样的案例才能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和兴趣。选取的案例最好是司法实务中真实发生过的案例，因为此类案例既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又是学生热切关注的焦点，并且案件具有一定的争辩性，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讨论的热情，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案例往往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权威性，通过对该案例的讨论，可以使学生更清晰的掌握法律基础理论知识，运用法律知识于实践，感受到法律的实用性，并学会举一反三，对此后的教学也会有一定的助益。比如在讲授《商法学》的过程中，笔者经常会以国美电器集团创始人黄光裕和国美前董事会主席陈晓之间的股权之争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组织一次案例讨论课。该案例在我国公司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辩性和讨论性的案例，案例争议的最终结局也非常发人深省和值得借鉴，对于学习《商法学》的学生来讲，这是一个既能足够引起他们兴趣的案例，又是一次能令他们体验理论联系实践，学会运用所学法律知识的好机会。
在正式组织讨论课之前，将案例讨论的内容布置给学生，是顺利开展讨论课的一个重要的课前准备环节，因为这将影响着课堂讨论能否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下去。由于选择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因此需要给学生充足的时间进行课前准备，比如查找、收集相关案例前因后果的资料；阅读、分析适用的法律条文；分组讨论、撰写结论报告等。为了便于课堂讨论的顺利开展，笔者一般将学生分成若干讨论小组，比如正方组、反方组等，然后至少提前两个星期将具体的讨论内容和要求传达给各个小组，要能保证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在布置任务的时候，笔者一般会对案例中重点讨论部分、法律条文适用等内容给出一定的提示，明确大概的参考资料范围，并在准备阶段能随时对学生给予适当的引导和辅导，及时与学生沟通、交流心得，以便能了解和掌握学生的进度和准备情况。只有课前准备充分和详尽，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才能对案例进行清晰的阐释，透彻的分析和准确的运用。
案例讨论课的核心在于对课堂讨论的组织。案例讨论教学法的目的不在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塑造他们的综合法律素养，从而为将来从事法律职业奠定基础。基于此目的，笔者以一次《商法学》课程的案例讨论课为例，来论述课堂案例讨论的组织设计。在《商法学》的分论公司法学部分，股权和公司治理问题一直是这部分的重难点，如果只在课堂做枯燥的理论性讲述，学生往往无法理解其内容的精髓，更无法掌握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因此，在讲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笔者按照教学大纲的需要和学生的基础知识水平，组织设计了一次案例讨论课，本次讨论课选取了我国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经典代表性案例。该案例发生在2008-2010年间，基本案情如下：2006年7月，永乐电器被我国最大的家电零售企业国美电器收购，永乐电器的董事长陈晓出任了国美集团总裁，与国美集团创始人兼大股东黄光裕共同执掌国美电器。2008年黄光裕因经济犯罪入狱，陈晓临危受命，接受了黄光裕对国美实际经营控制权的委任。为了帮国美摆脱因黄光裕入狱引发的国美资金链断裂的困境，陈晓引入了外国投资贝恩资本，并实施了一系列高管激励措施，但这些措施威胁到了大股东黄光裕的利益，因此引发了黄光裕的不满。2010年8月4日，黄光裕提出召开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并提出了5项议案即要求撤销增发股份（增发股份会摊薄黄光裕股份，威胁其大股东地位）的一般授权和陈晓在国美董事会的职务等。在之后的一个多月中，双方矛盾继续恶化，2010年9月28日，国美在香港召开了特别股东大会，该次会议上，大股东黄光裕要求撤销增发股份的一般授权获得了通过，但撤销陈晓职务的议案被否决，而陈晓则继续留任国美董事会主席，可以说双方打了个平手。2011年3月，陈晓辞去国美董事局主席一职。黄光裕与陈晓之间的国美控制权之争最终以陈晓的黯然出局落下帷幕。国美股权之争彰显了我国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必然性，同时也给我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将学生毕业考核与法学专业学生在司法机关、律所的毕业实习结合起来，围绕实习过程中接触的经典案例，采用案例选择、文书设计、模拟审判、案例分析“四步走”模式。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强调实践性，一方面，强调整个设计以具体案例为中心，要求学生从原告、被告、法官等多种角色的视野去阅读案例，并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和解决案例中发现的问题，目的性强，有效地避免脱离实际的倾向，真正起到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目的。另一方面，强调把设计与毕业实习结合，突破往常“闭门造车”，要求学生在法院（或检察院、律所）实习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仅提高了毕业实习质量，也加强了“法律人”素质的培养。
（一）案例选择。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强调对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核。按照这一模式，不仅对学生实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教师的指导也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案例选择是整个模式的基础，所选案例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将直接决定整个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相比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中案例选择注重专业性、典型性、现实性，以达到紧扣专业课程教学具体内容，解决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氛围的目的，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下的案例选择考虑综合性、疑难性、不确定性三个因素，这样才有助于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综合考核。其一，综合性。毕业（论文）设计是对法学专业学生四年法学知识与技能学习的整体考核。我国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先生认为，法律人才需具备三个要件：一是法律的学问；二是法律的道德；三是社会的常识。所选择的案例涉及的知识应该有一定的跨越度，可以学科之间有跨越，也可以部门法之间跨越。通过这种知识领域的跨越，即考核学生对法学思维、知识掌握应用的能力，又考核了学生将各类知识整合运用的综合素质能力。其二，疑难性。过分简单的案例让学生觉得容易，无法激起学生毕业设计的兴趣，也容易导致整个设计模式“走过场”；但是太难，又容易导致学生无所适从，整个模式停滞不前。所以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案例选择的时候，应该把握好“度”，合适的案例应该是能让学生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分析后，运用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解决案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同时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去触类旁通地整合运用其他的相关知识。其三，不确定性。案例的选择必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要强调一律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正如一位美国法官所说“我们能够做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有终审权”。案例的不确定性能为学生多重视角、多角度分析案例埋下伏笔，便于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并进行考核。
（二）文书设计。法律文书被称作“看得见的正义”，以其为载体所体现的司法直接体现法律的权威。在当代，法律文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密的司法技术，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故对这一技术能力的掌握，将直接体现独立学院法学专业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独立学院对法学专业学生文书设计能力考核时，笔者以为应该强调文书设计的完整性和规范性。其一，完整性。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文书设计阶段要求学生对整个案例所涉及的诉讼文书进行设计，因此，对学生设计文书进行考核的第一个要素就应该是其所设计文书是否完整。而一个案例所设计的文书是否完整，又直接取决于案例的性质与案情需要。指导老师在指导时应该把握好，也为指导老师对法律实务能力的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二，规范性。文书设计的规范性一方面体现在格式规范性，不同种类的法律文书有不同的格式要求，此点较易把握；另一方面体现在文书语言规范性，此点更难把握，对学生法律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像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曾指出的那样：“现在有些司法文书，包括最高法院的一些司法文书，水平不高。有的文理不同，甚至有错别字；对事实的叙述逻辑性不强，层次不明；对使用法律的理由表达不充分，有的不准，有的甚至出现严重差错。”具体而言，文书用词规范性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考核：表意准确、质朴庄重、严谨意赅、逻辑严谨。
（三）模拟审判.通过模拟法庭进行模拟审判一直是高校法学专业提高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法学实践性课程教学的重要一环节。模拟法庭被定性为高校培养“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场”，从“法学院到法院的桥料”。但是相比模拟法庭，除了在角色分配、开庭程序等相同外，毕业设计模式下模拟审判有两点重要的不同：其一，案例的二次选择性。毕业设计模式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根据自己实习的单位进行案例选择、文书设计，但对模拟审判案例的选择时，要求指导老师在学生提供的案例进行二次选择，依据指导的人数在本组指导学生提供案例中选出一两个更典型、更能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能力考核的案例进行角色分配和审判。其二，审判的“实战性”。相比传统模拟法庭教学，更多是围绕教学需要（尤其是诉讼法教学），重视附着在“法庭审理”的“程序性”上面的“表演性”，设计模式下的模拟审判，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整个庭审程序，还更强调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应用、应变能力的考核，故应该重视过程的“实战性”或“对抗性”，而毕业设计案例选择环节要求案例的不确定性也为“实战”预留了空间。
（四）案例分析。模拟审判的结束并非意味整个毕业设计的结束，还要求学生根据选择或参与的案例选择角度进行分析总结，一方面考核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生更深入地学习、研究法律知识，提升法律实践技能，具备现代法律人素质。而根据选取的角度不同，案例分析可以包括评述型、分析型。其一，评述型。这种类型要求学生从案例选择到模拟审判的整个过程自行评述总结，如案例的选择是否具有综合性、不确定性、疑难性，文书的写作是否规范、案例审判时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得当等等。肯定成果，指出不足，启发以后更深入地学习，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法律实践技能。其二，分析型。学生在围绕案例进行毕业设计时对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感兴趣，然后把问题挖掘出来，结合专业深度讨论，提出观点。这一类型不仅是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考核，还强调观点创新，要求学生有创新思维。分析型一方面适应了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能力“多元化”的需要，部分学生经过四年法学知识学习后具备一定理论创新能力，甚至考上了研究生，即将跨入“研究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型案例为这部分学生毕业考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对传统毕业论文模式进行改革，追求“一元化”、“一刀切”带来的弊端。
毕业论文模式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模式自身是一方面，高校还应切合自身的实际由教学理念至具体课程教学形成配套保障设施，构建出一套有理论基础，有实践支撑，具有渐进性、阶段性训练特点的毕业论文教学模式。
（一）出台实施细则，模式理论与操作规范化。随着实践的进一步成熟，高校应该根据本校法学专业的实际出台配套实践性毕业考核模式的基本要求、质量评价标准，然后进一步论证。操作上，高校也可以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出台具体的规范措施。如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自己与实习基地的联系，成立由学院资深教师、法官、检察官、律师组成的指导小组，保证指导人员的高素质，确保毕业考核的质量；为了确保案件诉讼的疑难度，规定刑事案件应附带民事诉讼，民事案件应有反诉，行政诉讼应带国家赔偿；为了确保考核的顺利进行，规定模拟审判进行一定学时的演练；一些师资不够的高校新生力量（如独立学院）则可以适当简化答辩程序，每个指导老师在自己指导的成员中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模拟考核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一直受到媒体与学界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热点线日分别刊载《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可不可行》、《本科毕业论文存亡不应一刀切》、《毕业论文应加强而非取消》三篇文章，则直接让这一场“存废之争”白热化。相比其他人文社科专业，法学教育天然具有学术研究性和职业技能性双重性特点，则直接导致各大高校法学院将这场“存废之争”延伸到实践。
支持者认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取消，而是应该如何加强，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地方高校，同样不例外”。①但大部分认为毕业论文制度应该坚持，但应该改良，是“对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训练，它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与运用、逻辑思维、动手、写作能力”。②大部分高校法学院实践中也持这种态度。取消者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应用型人才目标定位下高校法学教育应该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视科研创新为生命的毕业论文与法律实践性和应用型培养目标相悖。悖论下毕业论文已是“人神共怒”，“与其目前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③2008年底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宣布取消毕业论文，以案例分析取代毕业论文。折衷者认为，应该对待毕业论文应改变原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改革传统毕业论文模式，适应法学教育对科研创新能力和职业应用能力的双重要求。代表性模式是武汉东湖学院法学院实施的“双轨制”。
正如有学者言，孤立地争论毕业论文的“存”抑或“废”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毕业论文只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一环，任何脱离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争论都是空谈。换句话说，如果毕业论文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则应该坚持加强；反之，则应该改革甚至取消。高校教育大众化趋势下，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分化。独立学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其法学教育定位为培养法律实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相比研究性法律人才，应更重视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至于传统毕业论文模式是否可以适应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需要，笔者以为将模式放到独立学院培养目标下重新评析至关重要。
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等本科办学的新生力量，更多是依母体高校优质教育资源托建而成。然相比母体的法学院系“研究型”或“高端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独立学院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却存在本质的差异，更多应定位为“普通应用型”或“高端辅助类”法律人才，具体包括基层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律师助理、司法执行人员以及在公司企业等其他机构从事法律业务的人员等。显然应用型培养目标下，各独立学院法学院专业应该强调的是对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即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照搬母体院校模式强调学术创新能力。故视学术创新为生命的传统毕业论文模式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合。也正如有学者言：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说到底是对大学培养不同人才的要求，需要区别对待。不同的大学定位，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对毕业论文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④
毕业论文属于学术论文范畴，学术论文“不是写出来的，是做科研做出来的，不进行科学研究写出的文章不是学术论文”。⑤科研能力的培养是不能一蹴而就，“不是毕业论文写作一门课程能解决的，不是指导老师一个人能解决的”，⑥而是需要大量的“前伸性”工作，即把撰写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科研能力培养拓展并延伸到整个法学教育培养过程，在日常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应重视对学生科研理论创新能力的培养。显然这种能力培养理念，是与传统“研究型”大学“重理论”教学理念相一致的。而随着“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独立学院教学理念由传统“轻实践”转变为“重实践”已成趋势与必然。当下独立学院法学教育改革，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重在围绕“实践性”展开，突出法学实践教学的质量决定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质量。总之加强独立学院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重中之重，显然不是毕业论文所强调的科研创新能力。
独立学院生源特点是独立学院“独”特性之一，与普通高校招收的“一本”、“二本”学生相比，他们在基础知识、知识结构、综合素质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但传统毕业论文模式的目标定位上显然还是按照“一本”、“二本”的生源特点进行要求与设定，以此来指导独立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势必会挫伤学生的自信心，打击学生对毕业论文写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能感到力不从心。正如有学者言，“几乎所有高校都要求毕业论文具有创新性。其实“创新”别说对大学生，对我们大学生的老师一生也未必能完成几个。我们可以鼓励创。bd体育bd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