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学习了廉学习市精神卫生中心原主任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和《集体吃回扣法律并非不责众》两个典型案例，通过学习使自己真正在思想上受到了震憾和教育，曾经热血方刚、踌躇满志的同志沦为阶下囚，是因为他没有时刻进行理想信念的修养，加强作风建设，导致理想信念动摇，丧失党性原则，宗旨观念淡薄，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资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占据头脑，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偏离，堕落为犯罪分子。观看结束后，内心久久难以平静，自身感触颇深，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下面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和观点。
他们的今天，莫不是自己放松了学习，思想上信念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偏离，才导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可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面对金钱和名利的诱惑，加强自身的学习，保持思想上的警醒是多么的重要。我是从小接受理想信念教育长大的，是听着黄继光、董存瑞这些革命英雄为实现牺牲自己生命的故事长大的，他们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时时影响着我。如今，在和平的幸福年代，时刻为患者服务应是我们牢记的宗旨，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都应是我们学习和遵照执行的行为准则。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将做到了认认真真的学，扎扎实实地学，使自己有强烈地责任感和紧迫感，首先确保思想上过关，并在工作中切实找到切入点，做到学以致用。
通过案例我们可以感受到腐败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自由乃至性命，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想这些一定也是追悔莫及者的内心感受，然而真正品尝了其中的滋味，那后悔可就晚亦。所以，强化自律意识，构筑廉洁自律的警示防线，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我作为医务人员，处于勤政廉政的风口浪尖，平时更要义不容辞的加强廉洁自律的学习，增加廉政的意识，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关键时刻一定要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针对我的实际情况，一定要提高认识，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推动反腐倡廉工作。顺应形式的发展，强化保廉意识，做到廉洁自律，从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找准自己的人生航标，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真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的制度已被提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要议事日程。200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4-2008）》，该纲要围绕实现执法公正和效益的目标，提出了50项改革任务和改革措施。其中第13项明确表态，最高人民法院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 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为保证案例指导质量，还须“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方式、指导规则等。”此外，该纲要第15项还计划“建立法院之间、法院内部审判机构之间和审判组织之间法律观点和认识的协调机制，统一司法尺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确保人民法院统一、平等公正适用法律的有效形式。”这种协调机制无疑包括建立相应的案例指导制度。这可以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方式向全社会发出的实行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思路与意见。在这一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2006年两次谈到案例指导制度，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二五改革纲要”中的50项改革任务里面有8项2006年年底要见成效， 这8项里面就包括案例指导制度;同年3月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他又重申了这个意思。由此看来，如果说在过去20多年中，案例指导应否在中国法院审判实践发挥与司法解释相同的作用，以及我国大陆地区能否借鉴国外判例制度等等都存有理论争论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学术争论会划上一个句号，乐观点说，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改革纲要和肖扬的两次答复让我们看到了案例指导制度在中国的前景，也为我国大陆地区尝试、规范和加强刑事典型案例的作用，提供了政策性的支持。
第一，同案同判是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必然选择。前文已对我国审判实践中相同或类似情节的刑事案件量刑出现的偏差已有列举。客观上看，同案不同判现象在不同地区的法院、同一地区的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都有存在，这一现象不仅在横向上存在，纵向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关于同案同判也有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同案同判是在追求一个司法神话”。③其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认为同案根本不存在;第二个理由是只要我们承认法官有解释权就不可能出现同样的判决，也就是说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情况下要做到同案同判是不可能的。其中第一个理由是从绝对意义上理解同案的，法律意义上的同案是指案情相类似，而不是指案情完全意义上的相同，完全意义上的相同的确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否认同案的存在，我们就得从根本上否定英美法系判例法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但恰恰判例法存续的历史证明了同案是存在的;何况这些年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实行的各种名目的案例指导制度的直接导因也是为了有效且合理约束自身裁量权，制止频繁出现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第二个理由中所谓的法官的解释权就是指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诚然，不同的法官会对法律有不同的理解和适用，但是法制统一原则要求法官对法律应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理解。本文赞同“不同的法官会对法律有不同的理解和适用”的说法，法官解释权的存在以及个案的特殊性确实使得绝对意义上的“同案同判”可能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相似案件得到相对一致的处理却是应该追求并努力做到的，因为法律规则本身具有普遍约束力。正是在这种法律追求的基础上我们探讨加强刑事典型案例的作用，对法官适用法律予以指导，以期对同案同判的实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加强刑事案例的指导作用，符合人的认识规律，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司法资源。侦检部门、律师与审判法官是最先接触刑事案件的法律人，其他法律人通过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对抗、质证和辨析，帮助法官生产出具体的判决结果。因而一个具体刑事案件的审判结论不仅凝结着法官个人的智慧、学识、经验，也是法律人合作的成果。同理，他们也是最早接触疑难案例的法律人，其中审判法院及法官总是在辨别各种不同意见的基础上不断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些案例结论中法官群体尤其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与艰辛， 但如果一个结论精当的判决生效后就被束之高阁，法官群体的活动必将始终停留于一种低水平的重复论证的状态，一些原本已经不再疑难的案件因地域、信息管道不畅而不断引发争议。加强刑事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既体现了对法官劳动成果的肯定和尊重，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典型案例是无数司法知识串联形成的增长点。
美国霍姆斯官指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大陆法系学者崇尚理性的成文法，认为人们通过理性的力量就能发现一个理想的法律体系，因此他们力图系统地规划出各种各样的自然法则和原则，并将他们纳入一部法典之中。通过理性认识，一些概念与范畴被抽象出来作为定罪或量刑标准的要素，比如手段、结果、故意、过失、预备、中止等等，可以明确写入刑法规范之中。但这些范畴、定义用于对应具体事实时，案情却以其个案性时时让法官感觉标准变得不象他们在看到法条时那么确定，这不仅需要法官具有相应的逻辑思维能力，更需要法官在对接抽象规范与个案事实的过程中积累专业经验。
人类文化和行为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和种族都有尊重甚至迷恋本民族传统的倾向。因此特定社会中的集团或个人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参照前人的理解和解决办法，是自然而然的。同时，各民族都有尊重和崇拜权威的做法，也是司空见惯的。这两种倾向在法律上，则表现为司法者在处理案件时参照先前的司法判决，下级法院往往遵循上级法院的判决。④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总免不了要在已有经验基础上经过权衡而决断。这些经验既包括本法院其他法官的经验，也包括其他法院法官的经验，还包括法官自己的经验。法官参照经验这一行为是自发的，但是客观存在的。加强刑事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体现的即是对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参照经验的尊重，而且期望通过刑事典型案例对法官参照经验这种潜在的行为予以指导。
在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的法律实践中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解，法律解释一般是指在具体个案的司法裁判中与法律适用相联系的一种活动，也即具体法律解释，或称之为法官适用解释（法官个案解释）⑤，本文将之称为法官个案解释。我国存不存在法官的个案解释，其实很容易回答，有法律适用必然伴随着法律解释。在欧美国家“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下，司法解释的主要形式是法官对个案的解释，因而这一模式的基本设计思想是积极利用刑事法官的经验知识去实现刑法价值。我国大陆地区的刑法机制是建立在“刑法定性又定量”的基础之上，长期以来已经形成刑法规范（包括立法及司法解释）至上的传统和世界观，理论上忽视甚至排斥法官对个案的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解释，无论人们是否认可，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一般而言，从个案的角度考察，任何具体案件都存在着法官对所适用法律的不同程度的解释，也只有通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才能实现法院的审判职能。在这个意义上看，“法律解释的实质是法官活化法律，司法职业的实质是法官塑造人类的正义生活。法律的生命开始于法官对法律的解释。”⑥
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将具体的刑事法律规范适用到具体的个案当中，使法律文本规范与特定的案件事实结合起来，通过案件事实这一媒介使抽象的法律文本规范演化为具体的行为规则，进而形成对案件的裁决，使法律文本与判决之间建立起一种内部逻辑一致的因果联系。法官对个案的解释在客观上是实际存在和现实发生的，法官对法律的阐释几乎渗透到每个具体案件之中，不同法官对于法律以及相同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表达可能有差异甚至会体现在判决之中。不含有对法律进行个案解释的决定或判决几乎是不存在的。只要还需要由法官作出判断来解决刑事案件，法官的个案解释就会存在。⑦因此，之所以要加强刑事典型案例对法官审判活动的指导作用，是因为法官个案解释是一种客观存在，个案解释具有普遍性。反过来，正是因为法官个案解释是一客观存在，加强刑事典型案例的作用才有了实践形式的基础。
①1985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内部文件下发案例的形式，指导全国法院的的审判工作。1985年以后通过在《公报》、《人民法院报》等刊物上案例指导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
②如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均通过案例的方式指导、规范法官的审判活动。
③参见刘作翔：“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代序言），徐景和：《中国判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高鸿钧：“英国法的主要特征――一个比较的观察”，《比较研究》，1991年第4期。转引自汪世荣：《判例与法律发展――中国司法改革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⑤张志铭：《法津解释操作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转引自张明：“刑法司法解释体制论”，山东大学法律硕士论文，2005年4月，第27页。
⑥马松建：“刑法司法解释主体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1卷第1期，第77页。转引自杜志红：“论定罪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月，第17页。
案例教学，是教师引用具体案例组织教学，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法。在法律教学中，案例教学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它起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是法学专业教育中一种不可缺少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本文就案例教学法之于法律课的意义以及应用进行探讨，并指出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期对法律教育提供借鉴。
学习过程不是一种被动或者简单的认知活动，这一过程必须通过学生自己的思维或才能实现。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感性知识和经验时，应该给学生提供必要的感性材料。法律法规的规定既抽象又原则，案例是理解法律的基础，案例教学以具体的案例进行教学，使得抽象的规则具体化，原则的法律生动化法律问答。课堂上运用的案例有助于学生认识事物的本质和特征，使学生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这也恰恰为学生理解法律提供了基础。因此，案例教学符合认识由感性到理性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
在传统的法律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但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制定者和学生学习成就的评判者bd体育，而且其讲授内容具有绝对权威。学生不能对老师的观点进行挑战，死记硬背老师教授的内容，很难形成自己的观点。因此，传统的教育灌输模式培养的学生主动性差，难以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老师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促进者，成了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案例讨论是由学生主导，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这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就更强。
知识的获得依赖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教师所创设的教学情境。案例教学适时地引入案例，可以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这样会使学生感到回答法律概念和条文比较枯燥，但学起来并不乏味，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之由被动的接受型学习状态转为主动进取型学习状态。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产生新鲜感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活跃丰富。
在传统法律课教学模式中，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的不够。我们应运用案例教学法改变这一不足，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模式，建立起一种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讲与学生的学有机结合的交互式教学模式。经过教学实践，也收到了预期的教育教学效果，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都取得了进步。学生积极性提高、主动性大大增强，有利于他们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提高其学习成绩。
在课堂教学中，许多学生可以整段背诵课本上的条条框框，而看到实际出现的案例材料就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当前的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就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有了一定要求。法律课的试卷中单纯以知识的再现为目的的试题越来越少，材料己大量进入选择题、分析题、辨析题、说明题、论述题中。许多学生害怕以考理解、综合创新能力为主的试题，其原因还是平时接触材料太少，当然不知道如何从现象中找出症结了。因此，在课堂上、教学中恰当运用案例，并对其分析，实际就是一种示范或演练，学生开始可能仅是模仿，但逐步练习就可以形成独立思考，通过对案例的仔细阅读，深入分析，就可以养成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好习惯，从而提高自己的分析、综合能力。
教学案例的代表性即典型性，是指能够举一反三，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研究了解其他相关的案例，并能认识、掌握一个法律上的原则、原理。典型案例最能反映法律关系内容和形式，而相关法律规范的适用则更能反映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的对应关系。对典型案例的理解和分析，有助于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原理，法律适用的方法和原则等。信息时代为我们搜集教学所要用的各方面的案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可以从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网络等新闻媒体来搜索和积累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案例。我们可以把搜集来的典型案例进行分门别类的保存。以便备课时能够信手拈来以节约时间。否则，如果平时我们注意对典型案例的搜集和保存，到备课时再临时抱佛脚，或者瞎编乱造，那么就达不到案例运用的效果。
我们在备课时要精心准备，选择最具典型意义的高质量案例，案例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案例教学的质量与效果，因此案例的选择和设计十分重要。一个高质量的教学案例能使学生通过讨论加深对课程中的重难点的理解，并能利用课程中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案例中所涉及的问题。另外，在案例的具体选用上要做到精挑细选，尽量选择那些学生比较熟悉并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这样既可以节约教师对案例介绍所花费的时间也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学生自觉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的同时教师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分析案例，可以节省课堂时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因此，备课时的精心准备可以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论文摘要 判例法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渊源，它与成文法并行适用，以弥补成文法固有的缺陷，在其适用的前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法律工具；但后期会出现判例臃肿杂乱、繁复难用等弊端。民国以后，判例法则完全被排斥在有效的法律体系之外，形成了成文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诸多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成文法囿于自身滞后性、抽象性等缺陷的限制，不可能对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加以及时的应对；同时成文法的抽象性致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进而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通过对中国古代判例法的产生、发展及其运行机制的具体分析，为当今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判例法制度的重构提出具体建议。
判例法不仅仅是英美法系的专有名词，在已经消失的中华法系中也能找到判例法的身影，只是没有判例法这一称谓而已。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判例法一直是作为法律依据被适用的，然而，伴随着清末修律，特别是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颁布施行，中国古代判例法终于走到了尽头。在当今社会成文法大行于世之时，成文法所固有的僵硬性、滞后性、模糊性等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弥补以上缺陷判例法就是不二的选择。
中国古代判例法是中国古代法律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而当代学者对其类型和作用也有不同的划分。
中国古代与判例最为接近的用语在不同时期略有不同，具体是秦朝时有廷行事、汉朝时有决事比、晋朝有故事、唐朝有法例、元朝有断例、清朝有成案都与判例有相同之处。然而不论是秦朝的廷行事、汉朝的决事比、晋朝的故事，还是唐朝的法例、宋元的断例、清朝的成案乃至清朝的通行，都不能一概地认为是判例法。廷行事、决事比、故事、法例、断例、成案与通行在内容上都有两部分：一是把判决或行政事例内容上升为相关的成文法仍称为“例”的一类规范体系，二是可称为判例的部分。虽然在对其进行严格区分是可能的，但从司法适用上看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所以为了适应当代学术交流，以判例法概而论之是可以的。
中国古代不管是什么模式下的判例，若从判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用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创制型判例，本质上是全新立法；补充型判例，作为对已有法律条文的补充；解释型判例，作为对法律条文和概念等地解释和具体化。当然这三种类型的判例在不同判例模式中分布是不同的：成文法典下的判例以解释型判例最多，补充型次之，创制型最少；无成文法典下的判例以创制型判例最多，解释型次之，补充型最少。前者以清朝为代表，后者以元朝为典型。清朝的大部分判例是对相关法律中的概念、条文含义进行解释与确定，如道光七年山西郝全子殴伤赵庭科因伤口感染死亡案中确定了“折齿”不属于“骨损”，解释了“骨损”的范围；清朝也有补充型和创制型的判例，但这种判例总体而言较少。而元朝则不同，由于元朝没有统一法典形式的成文法，导致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创制型判例占了元朝判例的大部分。如元大德五年八月桂阳路发生谭八十一把妻子阿孟嫁卖给谭四十三为妻案，创制了转嫁妻子案件的处理原则，被处理此类案件的司法官员沿用。元朝还有很多创制型的判例，而补充型和解释型判例则相对较少。
虽然中国古代判例的作用在不同判例模式、不同王朝中会有不同，但总体来看，古代判例的基本作用在以下三个方面是基本相同的：首先，虽然中国古代判例的作用在法典下与在非法典下的区别很大，但两者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很多判例是因为没有法律与先例才被创制，所以案例的基本作用当然是作为同类案件判决的法律依据。其次，中国古代判例在司法运作中另一个作用是作为法律适用的说理依据。如董仲舒引用春秋时“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案，判决由于父亲与他人互殴，儿子帮助而误杀父亲案时，将前者作为判决中法律适用的说理依据。最后，中国古代判例法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新立法的依据。很多法律是因为遇到了具体个案才提出立法，所以案件就成为立法的依据。如东汉建中初年制定的《轻侮法》就是在具体判例上发展起来的。 朱敏玲，女，47岁，浙江省杭州市龙剑律师事务所主任，国家二级律师，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实践指导老师。
中国古代判例法的运行机制包括判例法的创制机制、适用机制和论证机制。此处就只以清朝的判例法为典型，对判例法的运作机制加以阐述。
从内在运行机制看，清朝判例创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类推或比附下对已有法律的具体化与明确化，而不是全新法律创制。清朝判例的基本功能是保证同类案件相同判决，当时称为判决上的画一。分析清朝判例法的创制时，首先，由于有成文律法《大清律例》的存在，很多时候即使在没有制定法时，也不会直接承认是新例的创制，总要在已有的法律下展开创制判例的活动。换言之，清朝判例法的创制是在成文法的夹缝中寻找适合审理特殊案件所需要的理由和依据。其次，有两个以上可以适用的先例时，通过对比而创制出新的判例，成为同类案件法律适用的依据。在没有相关的法律时，判决通过类比适用相近似的先例，进而创制出新的法律适用原则，或改变原有的判例，成为先例创制类型。再次，在存在可以适用的法律时，通过加等或减等适用、确定法律含义、确定冲突法的适用等方式来达到罪情相应的司法目的，同时创制出新的判例。最后，有法律与先例，仅是在具体案件中存在不能适用的情况，可以通过选择不同法律适用进而确立相应适用原则。
清朝判例法的创制程序要规范简洁许多，清朝判例法的创制程序是各省督抚提出拟判，呈请刑部复判，最后由皇帝总裁或直接把刑部的复判作为先例或者以理藩院所作的判决为先例。具体程序是由最初级别的府州官员作出拟判，呈请各省提刑按察司或布政使司覆审，覆审后提交给巡抚与总督审查，以巡抚或总督的名义作出地方拟判，呈请中央裁决。由于督抚对地方州府和两司的拟判进行了实质性的审查，并作出拟判，所以从法律上看地方州府和两司在清代先例创制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刑部在审查地方大员的拟判时，若认为有问题可提出改判，一般采用以下三种处理方式。第一，自己直接改判，如道光四年乌什办事大臣在审查饰迪私出卡伦偷窃马匹案，刑部以该办事大臣的判决比附不合适为由直接作出改判。第二，刑部提出相关意见，要求地方督抚重新改判。地方督抚接到刑部驳回的意见后，根据刑部的意见作出重新拟判，呈请刑部审查，刑部认为已经合适，裁决同意拟判，如乾隆二十五年贵州大定苗民阿介打死阿臭案。当然，地方督抚对刑部的驳回拟判的意见并不是一味遵从，有时他们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反驳刑部的异议，这就是第三种处理方式。地方督抚常用刑部过去裁决或判决的相同先例来反驳刑部的异议，若双方互不让步，就提请皇帝最后裁决。
清朝适用先例追求的是法律适用与个案特性相适应，即实现中国古代案件判决中的个案正义。待判案件与先例在性质与情节上一致，判决时完全适用先例，司法上称为“情罪一致”或“情罪相等”。而在待判案件与先例在性质或情节上存在一些差别，适用时可能会在比较后发生变化，这时先例就是作为判决的类比前提或选择其他法律适用的依据。
清朝先例适用中受制于它的法律结构，清朝判例是在成文法典下产生及运用的，加上法律上明确规定可以类比适用，所以清朝判例适用很多时候是在成文法下的一种特别适用，即先例是对成文法的特定化、具体化，让相应判决更加明确与适应特定案件的需要。清朝判例法的适用类型与元朝的基本相同，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在没有同类先例，而有类似先例时，可以通过比附的方式对待判案件进行判决。
清朝在判例法的论证机制上都有诸如形式性推理、实质性推理、类比推理、儒家礼仪伦理推理等多种方法，而且清朝判例法律论证机制以类推为主。下面就分别以清朝存留的个案，对此加以具体分析。
嘉庆十七年云南巡抚审理知县刘义遵故入人罪和挪用库银案，此案两罪并发，按当时法律，两罪并发从重判决，因为挪用库银罪判决比故入人罪重，所以适用挪用库银罪。但该犯在法定时间内归还了所挪用库银，产生是否适用先例嘉庆七年已革贵州粮道孙文焕滥用军饷罪与诬告人死罪未决罪，此案也是两案并发，其中滥用军饷罪重，所以适用了滥用军饷罪。但该犯人在法定时间内归还了所滥用军饷的钱款，得以免除滥用军饷罪，适用了诬告人死罪未决罪。两案在性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刘义遵案适用先例。“核与定例及办过成案均属相符，应请照办”。
严格意义上讲，清朝判例的运作中不管是先例的创制，还是先例的适用和论证机制都采用类推，这也是成文法典下判例法运作的基本特性。该案采用了类比说理的论证机制，是清朝判例法论证机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
中国古代判例法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法律渊源和组成部分，是悠久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而我国现行的以成文法为唯一存在形式的法律体系，本身也存在成文法典的通病：僵硬性、滞后性、模糊性等缺陷。在两系不断融合的今天，重构中国当代的判例法制度是十分必要且现实可行的。
我国现行法律以成文法律为主要形式，判例向来被排斥在公认的法律渊源之外，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而现代司法实践又迫切需要发挥判例的作用。囿于成文法律形式下的滞后性、僵硬性、模糊性等固有缺陷，依据成文法审判的案件就可能出现不公正的判决结果。
法律的僵硬性是所有成文法固有的缺陷，这是成文法所追求的法律稳定性所导致的，可以尽量的降低其产生的不良后果，但该负面效果不可能消除的。虽然立法者可以有预见性地立法，但由于立法者自身认识的局限和时代的高度纷繁复杂的变化，导致成文法律不能及时地处理社会问题，即出现法律的滞后性，从而积累社会矛盾。即使立法者尽可能清楚地表述法律条文，但法律术语和条文表述的语言由于多义、范围不周延性等词语本身的缺点而导致法律条文依旧具有抽象性，即出现法律的模糊性。
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缺陷表现在诸多方面，不一而足。既然存在着缺陷，那么就需要对此作出弥补，以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而面对世界两系逐渐融合的趋势，将成文法与判例法结合适用似乎成为了当代世界法律发展的大方向。当此之时，中国判例制度的重构就呼之欲出了。
改变现行成文法结构和体系，构建成文法和判例法共同存在的法律结构和法律体系。此体系并非抛弃成文法自身固有的结构，而是在保有现在成文法结构的同时，通过判例的形式补充成文法的不足，两者结合，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1.转变判例不是法律渊源的观念。中国古代素重编纂成文法典，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制定成文法典，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近代以后，我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制模式朝大陆法系一边倒，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法律近代化进程。这无疑又是对原有成文法传统观念的强化，其后果就是无视判例的价值。但中国古代也有创制适用判例的传统，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并且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逐渐融合，在判例法不断发展的世界法学的大背景下，判例制度的重构是十分必要且符合法学发展方向的。
现在成文法大行于世，无疑是承继传统法学观念否认判例是法律渊源的观点，但如今要逐渐淡化这一观念，树立判例即使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也不失为次要的和辅助的法律渊源的见解，或认为判例是有参考价值的法律文件的观点。事实上，判例是法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具体案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审判活动在微观领域取得的积极成果，是既有效力又有价值的法律文件。其价值就在于它的具体性和可比性。如果说成文法是对法律行为的内涵作出的抽象的、一般性的、原则性的描述的话，判例则是对法律行为的外延作出的具体的、特殊的、针对性的描述。如果说法官和法学家能够通过法条的“法言法语”来体味、把握法律的含义的话，那么，普通民众则更多地通过具体案例来了解法条里究竟说了些什么。一旦法官需要从以往的判例中寻找更为具体的“法律依据”，并运用以往的判例来证明自己判决的正确性时，或者当事人及其律师引用以往的判例据理力争时，判例就必然会走到前台，作为“活的法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案例编纂，试点推广。要重构判例法制度，就要编纂案例，而且这些要选择典型的案例，而典型案例就要能够具体化法条中的法律术语，或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或涉及对法律的解释、漏洞的补充、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等。典型案例初步选出后，经审判庭再次筛选和审查通过，上报主管院长审核，再报经审判委员会通过，返还给各审判庭。在审核过程中，应注意避免重复和遗漏。案例审核工作应经常化，以免造成积压。对经过审核的案例要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纂，使之数字化，以便于查阅。典型案例编纂之后，经审判委员会再次核查批准，正式印发给各庭，供法官审判案件时参考，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备考。
由于案例分类编纂，而每个法官不可能面面俱到，于是法官的高度“专业化”就是必不可少的。每一名法官首先要有一个自己最为精擅的领域，然后才能兼工其他。某一法官应该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其不仅要通晓该审判领域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还要熟知以往的判例，这种判例不局限于本地区。而对于行有余力的法官还应了解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和古今中外的具体情况。在形成了这批专家型法官群体后，审判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就有了重要的保障，同时他们也是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司法不公”和“案件久拖不决”问题的根本措施。
案例研究发源于医学,其基本出发点是医学理论研究往往是片面的、局限于某一领域的,而临床实践却是复杂的,需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
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长期的亲身实践,二是通过学习他人的典型案例。长期的亲身实践,一是浪费医生本身的时间,二也是浪费病人的生命。替代亲身实践,但又能够取得实践经验的,就是典型病例研究。在医学里,典型病例是一种稀缺物品,它需要有经验的医生来撰写、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得特定病的病人。如果某种病在医学上非常有研究价值,那么该病人甚至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案例分析在医学里得以大量应用,其原因在于医学理论在运用于实践时,需要有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通道,只懂得医学理论,很难保证医疗质量;有大量的临床实践,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医疗质量;典型案例分析可以节约大量临床实践所需要费用。更为重要的是医生本人就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的病例;病人对医疗质量具有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需求,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平时难以想象的费用。医生在病人的强烈有效需求(有资金支撑的需求,非空想的无资金支撑的需求)的驱动下,也有积极性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疑难病症,甚至是一个又一个的绝症。
法学也是一个案例研究得以广泛运用的地方。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法学理论要运用实践,需要在系统的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通过典型案例的学习,律师可以提高辩护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法官也可以提高判决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公道;法学家也可以提高法学研究的质量,针对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修正法学的理论;立法者也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明确法律的基本含义。案例分析在法学界得以流行,其原因在于:典型案例分析可以提高法律实践的质量,尤其是提高辩护的质量,而只是法学理论,只能保证一定的质量。而更重要的是律师、法官、法学家等都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判例本身甚至起着法律的作用;诉讼当事人对保护自己的利益有着百分之百的强烈需求,并且愿意为此付出相当的费用。
指导性案例的规范适用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技术问题，主要涉及指导性案例的哪些部分有法律约束力、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情形、适用方法与技术等。本文主要探讨指导性案例的规范制作与援引问题。
指导性案例的规范制作涉及到指导性案例的编报、筛选、审定、公布、评价、汇编等，每一个环节又都有着严格的要求。目前，学界关于指导性案例筛选条件的认识存在分歧，故本文主要探讨指导性案例的筛选条件。
指导性案例的筛选条件强调的是某一案例成为指导性案例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包括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形式条件，主要强调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结果正确，适用法律恰当；裁判文书在事实认定和裁判理由方面能够清楚反映出案件的审理过程，准确归纳争议的焦点；裁判文书格式规范，行文恰当等等。关于形式条件，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不大。
对于实质条件的认定，分歧比较大。有学者认为指导性案例应当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新颖性、创造性，这主要是从统一法律的适用方面考虑指导性案例遴选的实质条件。有的认为“案件的筛选以具有普遍指导价值的案件为主，适当兼顾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个案。案件类型大体可分为新型案件；多发型案件；复杂疑难案件。”还有的认为，“无论在普通法国家，还是在大陆法国家，最有可能为以后的判决所遵循或参照的案件，有着基本相同的判断标准，那就是该判决对于法律创制或法律解释的意义。”更有学者指出，“遴选指导性案例的时候还要特别关注那些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等自由裁量权行使领域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不能仅仅强调遴选在法律上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指导性案例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就此而言，指导性案例不一定必须具备规则创制或释法的内容。“
综上，多数人认为指导性案例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案件、适用法律有难度的案件、新类型的案件和其他典型、复杂bd体育、疑难的案件，案件内容应具有诸如典型性、新颖性、创造性、补充（漏洞）性、解释性或合法性、逻辑性、价值性等。
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现况，考虑到法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目前，不宜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把所有符合实质条件的案例笼而统之地装进“司法解释”中，全部作为司法解释。因此，根据指导性案例的法律意义，对其进行合理分类是切合目前司法实际的一种做法。有些案例是属于无法律规范规定的情形下，正确适用法律原则或精神作出裁判，对弥补法律漏洞、促进法制统一、推动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或法律规范的涵义模糊、不明确，法律解释又存在分歧，而做出的生效判决能明晰适用法律的边界，消除分歧的且有重律意义的。对这类案例，我们可以称之为“司法解释型指导性案例”，其是可以归入司法解释的；而有些案例属于司法实践中的新类型案件或疑难案件，这类案件对解决易发、多发、疑难的同类案件有较强指导意义，其裁判结果很好的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类案件我们可以称之为“强指导性案例”，这也是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只具参考意义的典型案例（其指导性比较弱）而言的，这一类型的设定也可看作是暂对司法审判现状的一种妥协。切合实际对指导性案例所做的合理分类，只是暂时的做法，待案例指导制度真正实行一段时间且很好的发挥了指导作用，法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不在被司法受众诟病时（即时机成熟时）还是要取消“强指导性案例”这一类案例的，最终的定位还是单一化的“司法解释型指导性案例”。因此，“归为一体”的指导性案例应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1）有法律解释的内容。即案件所涉的法律规定较为原则、笼统，案例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对法律进行解释，使之具体化；（2）所作解释符合立法本意。即要求必须按照法律解释原则进行解释，所做出的解释必须符合法律的本来意图和立法精神，且有助于法律的发展；（3）判决能够填补法律空缺。即在现行立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通过正确运用法律原则做出裁判，能够有效填补法律空缺；（4）判决涉及的法律问题具有普遍性。即案件涉及的问题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该案的解释对审判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能够有效促进审判工作，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5）案件具有典型性、新颖性。“案件具有典型性，即该案是某一类法律适用问题案件的典型代表；案件具有新颖性，即案件类型本身就成为对传统的法律适用范围的一种突破和发展。”
对“司法解释型指导性案例”的援引，应是在制定法没有规定或不明确的时候适用，其可以作为裁判依据被援引。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首先适用、援引制定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我国毕竟是制定法国家，“司法解释型指导性案例”的功用是对制定法不能囊括部分的填补，是补充制定法、解释制定法的法律体系，“司法解释型指导性案例”不得与制定法相抵触。就我国审判实践而言，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首先应该在制定法中寻找法律依据，只有在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或法律歧义时，才可能在制定法之外寻求帮助。需要援引此类指导性案例的情况为法律适用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这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案例事实涉及多种法律文本而法律文本之间存在矛盾；其二，法律规定具有模糊性可产生不同理解；其三，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
在中国，案情比对技术仍是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基本方法，是判断是否属于同案或类似案件的关键，其可界定为法官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即后案与指导性案例即前案的具体案情进行比较，从中对两案基本事实的相似程度做出判断，进而决定选择特定的裁判规则来进行裁判。案情比对的主要内容是事实问题。任何案件都是由多项事实所组成的，所以，在指导性案例的援引上，因选择事实组合最相似的指导性案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法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基础”课教育者正确把握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积极探索教学方法，使“基础”课中的法治理念内修于心，外显于行，切实实现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法又称个案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采用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研究、锻炼的方法。案例教学法最早在 20 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课程的教学中采用，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引入并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在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历来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所谓案例，就是现实生活中某个真实发生的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 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当案例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与教学目标相关联或相一致时， 才能称之为教学案例[1]。
“基础”课注重理论知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有较强的实践性。在“基础”课法治教育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第一，“基础”课法治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能激发学生对法治知识点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法治精神。
案例把“基础”课程中法治知识点的抽象内容具体化，把真实、典型问题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因此，通过案例教学，能增进学生对法治知识点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去思考和分析案例背后的法律问题，从而培养学生运用法治理念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法治精神。
第二，“基础”课法治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容易使学生将法治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社会的法治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培养法治理念的教学效果。
“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一方面强调学生在法治方面理论知识的提升和知识结构的完善，另一方面更强调学生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培养，让法治思维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习惯。而案例教学法，正是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与现实实际紧密结合的有效教学方法。案例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主动运用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中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的过程。在“基础”课案例教学中，学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一种教学实践情景。这种实践情景能使学生清楚地认识法治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学生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解决了现实实际问题，也培养了自身的法治理念。
以典型的案例为导入，展开“基础”课法治教育案例的递进式教学组织，能实现案例教学法在“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有效运用。具体来说，就是用典型的案例中基本案情反映的法律事件，为学生提供一种虚拟的教学情境，将案例情境带入课堂，让学生通过自己对案件的欣赏、解读和分析，在小组讨论中充分展开论证和思辨，在模拟法庭中扮演特定的法律角色，通过训练学生的法治思维，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递进式教学组织中，展开“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应合理设计案例教学的具体环节。
学生查询资料环节是案例教学是否成功展开的前提。教师通过以多媒体或网络平台等形式给出案例的基本案情后，应注重引导学生关注案情的积极性，并结合法治的基本知识点，给出几个大方向的问题启发引导，如案例背后的法治思维问题，要求每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询案例中的法律知识点，探知案例中的法律问题，找出相关法律知识点，如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等，记录疑惑之处，为下一个环节的讨论和庭审做好应对的准备。这种做法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
课堂案例讨论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并提高学生法律表达能力、论证能力和法律推理能力。在这个环节，教师要先根据学生自主学习中总结的法律问题的相似性，将学生进行分组，一般以8-10人为一个小组，采用小组研讨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在充分讨论交流中发现和解决法律问题。如针对案例中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等知识点进行思考的同学，分别组合成小组。学生要利用自己查询搜集到的有关案情和法律知识材料来进行论证问题，说服其他同学，并提出自己的法律观点。这个环节教师主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在分组后教师要巡视各个小组，鼓励学生结合案情进行推理与提问，引导学生在合理的课堂时间内给出一定的交流讨论结果，并最终听取各个分组代表的案例讨论汇报。
在小组案例讨论的基础上，由各组选出代表，扮演模拟法庭中的各个法律角色，如法官、公诉人、被告、证人等，展开模拟法庭的调查、辩论和裁决等审理实践环节。这个环节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学生自主学习法庭审理中的程序规则，准备法庭审理中的诉讼文书bd体育、辩护词等法律文书，并展开课余的模拟法庭审理演练，在课堂模拟法庭中充分展示其法律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法律论证能力。尤其在法庭辩论阶段，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灵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结合案例的播放过程，教师可以情景假设某一庭审过程，引导学生代表围绕案例中的法律问题展开模拟法庭审理的设计和演练，运用“公平正义” “正当程序”等法治理念进行法律推理，最终实现在课堂上展现一场精彩的模拟法庭。
通过课堂案例讨论环节和模拟法庭审理环节，同学们基本上对案例中的主要法律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时就需要教师及时进行总结和点评，这也是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教师要指出学生在资料搜集、案例讨论和模拟法庭审理等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值得表扬的地方，做好对学生培养法治思维的讲解，引导学生积极掌握“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同时，针对社会舆情的各种正负面的信息，教师应从正能量的效果加以正确积极的引导。
第一，在教学培养目标方面，“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应实现培养学生知识、情感和行为“三位一体”的法治理念。
一切教学法包括案例教学法在内，都是实现教学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方法服务于内容，案例是为了揭示理论，它是提升课堂效果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舍本逐末，以手段代目的，为了方法而方法[2]。因此，在“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中，不能为了案例而讲案例，而要实现培养学生法治理念的知识、情感和行为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从知识层面上看，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进行对法治知识点的法理解析。如2015年修订版“基础”教材从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五个方面来概括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其学理基础是将法律、权力、价值、权利和程序视为治国理政的五个基本要素。因此，“基础”课教师要在案例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充分挖掘案例中有关法律、权力、价值、权利和程序等五个要素上的法治知识点问题。
从情感层面上看，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激发学生在案例交流、辩论和分析法律问题的兴趣，培养学生“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情感，坚定学生深层次的“认同法治、尊重法治”的法治态度，最终实现以法治信仰作为培养学生法治理念的高境界要求。
从行为层面上看，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着重培养学生发现法律问题能力、进行法律辩论和推理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以及解决案例中法律问题的能力等，并在法治实践能力的培养中，真正使“基础”课法治教育中的法治理念知识内修于心，外显于行。
第二，在教学原则方面，“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组织中应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
教师在 “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主要是组织、引导学生围绕教学目的开展案例分析、讨论活动。而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要自主学习，查阅相关法律法规，搜集并整理有关材料，针对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充分论证其合理合法性和操作可行性。这将加深学生对相关法治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有助于学生法治理念的培养。
第三，在教学导向方面，“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中老师应正确解读案例，实现正能量价值观的教学导向。
如果说，在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中，典型案例的正确选择是前提，那么，案例的正面解读则是关键。案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正面或负面的信息，只有正确地进行价值观的解读，才真正实现案例教学的教育效果。“基础”课法治教育中，教师应结合案例案情因素和社会舆情，给学生进行正能量的说理和引导，及时消除负面信息带给学生的负能量感受，从而引导学生以积极、正确的态度看待司法公正和培育法治理念。
总之，以典型案例导入，通过查询资料、案例讨论和模拟法庭审理等递进式教学组织活动，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在灵活生动的案例教学中实现“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使典型案例与法治课程的基本知识点融为一体，使案例相关人员与学生的法治情感融为一体，使案例解析与学生法治理念融为一体，从知识、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实现“基础”课法治教育的知识理解、法治情感的体验和法治理念的培养。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基础”课法治教育也要与时俱进，积极培育学生学会用法治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把法治理念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提升其自身的法律修养。
目前学界对地方转型高校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和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界定尚有争议，因此，为实现地方转型高校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有必要厘清上述争议。
我国地方转型高校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技能训练为主的职业型，二是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主的应用技术型，三是较多强调学科(学术)训练的行业特色型即应用学术型。［1］这三种类型主要区分在于对学科的认识上，第一种类型不强调学科，而是强调技能训练的职业教育;第二种类型是以学科为基础、应用为导向，强调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第三种类型是以学科(学术)为导向，强调理论学习及其应用的深度教育。根据《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及参考湖南文理学院、邵阳学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怀化学院、湘南学院、衡阳师范学院、湖南科技学院等几所湖南省地方本科高校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地方转型高校的法学本科教育应属于第二种类型，是应用技术型高校。其培养目标应符合我国教育政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符合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职业需求，以强化培养学生的应用技能为主。
关于什么是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目前学界的界定大同小异。有的学者认为，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应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的思维能力。［2］有的学者认为，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应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并在应用实践的过程中具有分析动手的能力。［3］上述观点基本认同，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应在综合素质、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三个方面达到法律实务工作的要求。从上述几所湖南省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也可知，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应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重点，强调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法律强调常人的理性，强调实践的理性。”［4］1这就要求地方转型高校在法学本科教育过程中注重应用技能的培养，才能适应社会和职业的要求。否则即使能够进入相关法律职业，这样入职者的法律业务素质也是较低的，无形中会降低法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5］61因此，应用技能培养是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核心，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改革中，在培养目标和方案、专业方向、教学内容法律案例、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应以应用技能的培养为重点。［6］208
目前很大一部分高校在转型过程中人才培养的效果并不理想，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其中法学本科教育还没有形成一套良好的应用技能培养模式，导致法科生就业率低下，传统案例教学并未发挥其内在功能。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机构和层次过多，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高校至少有490所，所培养出来的法科生人数迅速扩张，但法科生质量不高，应用技能较差，就业率低下。而且法学教育有研究化倾向，但许多学生却依然选择实务部门就业。中国科教评价网的2016法学专业大学排名显示，法学专业连续6年名列教育部公布的15个最难就业的专业名单中。［7］在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法学专业连续三年(2013年、2014年、2015年)成为十大专业中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从法律实务部门的反馈来看，法律实务部门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新进的法科毕业生进行应用技能的强化培训，这些技能原本可以在法学本科教育阶段就应已经培养好，从而削弱了高等法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5］62
在美国专业学位教育中案例教学被人推崇有加，“哈佛商学院在全美乃至全球执斯学牛耳，多少系受此法之赐”。［8］25案例教学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进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中，经过20多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被认为是“推进专业学位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最近有学者提出在十六门法学核心课程之外开设单独的案例教学课程，因为“现有的案例教学仍然停留在低层次的案例援引层面，致使案例教学蕴藏的内在功能未能线传统案例教学的效果不理想，陷入教师运用案例教学的意愿不积极，学生参与的自主性不足，教学案例的适切性低等困境。出现这种局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教师科研至上文化，学生“应试学习”惯习，知识至上的教学价值观，案例中民族文化虚化。［10］165一些地方转型高校目前正在激励教师改革法学本科教育的讲授型模式，但还只在少数一些法学专业课程中尝试采取案例教学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未现。
地方转型高校法学本科教育需要改革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模式，以学生为本，以能力培养为主。可引入启发式、互动式、讨论式、项目式等新型教学模式，精心设计课程体系，特别是要对法学专业课程中传统的案例教学进行改革，以培养法科生的应用技能。正如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所说，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牢牢记住学校教材和现实生活二者相互联系的必要性，使学生养成一种态度，并习惯于寻找这两方面的接触点和相互关系。案例教学就是将这两方面接触点和相互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种绝佳方式。［11］
首先，与其他教学方法一样，案例教学也是以培养造就具有坚定的信念、优良的道德品质、丰富的专业知识、优秀的实务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为目标。［12］47《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中强调“以案例分析、法律方法检验考生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等方面的法治实践水平。”可见，案例教学的目标与转型高校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次，实现地方转型高校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落脚点在于应用性课程建设，案例教学是应用性课程最有效的教学方式，是法学教育手段与方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以职业能力提升为目标价值来引导案例教学，把案例教学作为连通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的重要桥梁。”［9］165可以说成功的案例教学是培养应用技能的有效路径。一方面，案例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它来自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用文字描述实际问题，搜集和整理真实案件存在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教学案例，这就是一种学校教材，案例教学正是连接学校教材与社会生活的纽带。案例教学不但可以把案例中的间接经验有效地转化为学生的实践知识，而且可以帮助学生把实践知识转化为可以直接应用于法律实践的应用技能并进而形成自身的直接经验。应该说，法学教育界已充分认识到案例教学在法学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一些法学课程教学将案例教学与法学原则、法律制度相结合。如湖南文理学院、湘南学院、邵阳学院等一些法律院校专门开设典型案例评析课程或民法、刑法、诉讼法、商经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案例与实务课程。又如湖南师范大学于2016年起分两个学期设置了民事诉讼实务、合同起草和审查、法律礼仪与职业规范、谈判与调解等四门法律实务课程。但目前我国传统的案例教学采取的方式不当，效果不佳，需进行改革。而进行成功高效的案例教学，既需要重构本土化的案例教学文化，还需要矫正传统的案例教学方式。
1．重构本土化的案例教学理念与文化“案例教学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而是一场涉及从知识观、教学观、师生观到具体的课堂组织形式、教学手段的广泛变革。”［13］因此，为了激发案例教学的生命力，必须改变传统的案例教学观念，重构本土化的案例教学文化。［9］167
首先，建立自主、合作、探究的现代学习观。教师应善于运用案例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改变学生的学习观念，使学生由被动接受教育转变为主动学习，由受外部压力下的被迫学习转变为源于内部需求的快乐学习。引导学生深度参与与合作分析案例，培养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法律问题意识和探索精神。其次，确立案例教学“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案例教学的价值取向不是为了强调人、社会或知识某一方面的价值，而是整合“人的价值、社会价值与知识价值”，并达到互动平衡。具体来说，在追求人的价值过程中，案例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培养学生改造社会、引领社会进步的专业素质，并具有“国家责任”和“全球视野”。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责任能力，并具有社会适应性。在追求知识价值的过程中，突出知识的实用性和应用性，高度契合知识生产方式的应用情境，跨学科、问题导向的特征与专业学位的应用性、专业性和职业性的内在规定性。［14］
在全球化时代，虽然我们应该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文明成果，但也要在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把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防止中华民族文化被淹没在外来文化的洪流中。教育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关键因素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仍然是形成公民群体和民族认同。国家课程仍然倾向于强调民族语言和文化”。［15］200因此，在案例教学中，首选文化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高效的指导作用，而且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案例教学本土化的丰富教育资源。例如“经世致用”“罕譬而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传统文化中的教学观念，如果我们善于提炼并运用，就会成为案例教学文化的发展点与结合点。在案例教学中，应克服只关注案例的工具性意义而忽略案例文化价值的倾向;应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如系统思维、普遍联系思维等融入到案例教学中，以克服西方案例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知行分离的倾向。［10］168总之，案例教学改革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本土化案例课程文化，只有如此，才能产生合理的教学目标，促进有效的教学对话，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和创造性学习，凸显案例教学的生命力。
2．矫正传统案例教学方式在重构本土化的案例课程文化基础上，法学专业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当充分理解、积极运用案例教学，选择典型案例并采取恰当的方式进行教学。
第一，案例教学的重点在于案例的精心选择，这是法学教育界公认的。“掌握法学原理最有效的方法是学习包含着这些原理的经典案例。”［16］64美国案例教学的成功与选择案例的经典程度密切相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将理论知识结合案例分析进行教学，通过案例由点到面、由外及内逐次展开对理论知识的讲授，运用生动的案例自然而然地引导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培养学生主动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结合案例进行积极思维的习惯，从而避免知识传授性教学方式导致学生产生厌倦心理而造成学习效果不佳。在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法律原则或规则的理解来源于案例这个“源”与“木”。如果案例选择不当，学生就不能正确地、深入地理解相应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就会影响学生学习和探索的积极主动性。事实上，学生在课堂中的活跃程度与所选用的教学案例也直接相关。因此，案例的选择对案例教学效果和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第二，选取典型案例的要求。首先，应尽量避免过难过偏以及过于综合。过难过偏则失去案例的经典性，也使学生失去学习和探索的兴趣;综合性案例涉及的知识点多，不利于集中解决案例中的焦点问题。其次，应当具有争论性。若案例的结果一目了然，则会影响学生讨论案例的积极性。再次，应根据本土化的案例课程文化尽量选取最新的中国司法案例。学生对于具体的案例，尤其是最新的中国案例比较感兴趣。目前各门法学专业课程案例教程中编写的案例过时、缺乏经典性、分析不够透彻，而任课教师浏览选择的案例是零散的、杂乱的、有限的，很难真正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12］50因而，急需理想的案例教材，即全面系统梳理经典案例并将其有机整合到相关课程及其知识体系中。当然这种理想的教材并非一蹴而就，目前可由有关教育部门或者法学教育研究会利用互联网技术，组织同一门法学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组建案例库，并能保持随时更新，等条件成熟时编纂成书。
[作者简介]钟铭佑，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周世中，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广西桂林541004
2005年3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部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内容，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原来在大学生中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并为一门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强道德修养，掌握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树立公民意识，提高法律素质。要达到这一目标，教师应当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改革，引进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案，据《说文通训定声》和《正义通》释：“案，考也，通作按”，意即考查、考据、研求。案例，则是指经过调查研究或考据查证而获得的实例。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将具有教育价值的实例运用到教学过程的一种方法，称为案例教学。
在中国，案例教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秦代。考古学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在陕西秦墓出土的《云梦秦简》，大都是墓主喜编选的训吏教本。喜，是秦朝的文吏，做过小吏、御史、令史等官，按照当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喜负有主管法律教育和培养吏员的职责。《云梦秦简》记载了父亲控告儿子的案例，以及教人掌握诉讼程式的大批“爰书”。这些案例都是喜为了施教所用。《云梦秦简》是我国秦代采用案例教学的例证。到了汉代，“汉承秦制”，汉代的文吏职官教育，同样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也多采用案例教学。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董仲舒曾编撰过案例书，《公羊董仲舒治狱》就记录了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断决疑案的大量案例。另外，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典《秦谳书》，由二百支竹简记载，是一部议罪案例的汇集。这些进一步说明，汉代文吏职官教育十分重视案例教学，汉律条款就是通过案例教学的方法，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吏的断案能力。
国外bd体育普遍认为，案例教学起源于古希腊著名教育家、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启发式问答法”。这种教学法在他的弟子柏拉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柏拉图把老师的问答编辑成书，寓教于许多有趣的故事中，这就是《理想国》一书的由来。后来，西德教育家瓦・根舍因主张从日常生活中选取蕴含科学本质的范例进行教学，正式提出了案例教学法。187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教授将案例教学法引入法学教育。法学案例教学通过一系列判断分析以及师生间的讨论问答，让学生理解法律的概念和原则，并且教授分析技能、口头辩护、语言表达技巧等内容。它被公认为当今美国法学院法律教育创新最主要的教学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法学案例教学在我国受到重视，一些高等院校的法律院系开始采用这一教学法，包括案例讲授、案例模拟、案例分析、案例讨论等具体形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案例教学法是“以理统帅例，用例说明理”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采用案例教学法，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实现教学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现代教育学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教师要着眼于培养学生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能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案例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与教师共同讨论和分析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实现教学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传统教学法是教师讲、学生听，课堂讲授是教学的重心和中心，教师的角色定位是知识的灌输者，把自己知道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能够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就算是一个称职的教师；学生的角色定位是知识的接受者，完全处于教学的被动地位，能够做到认真听讲、做好笔记就算是一个好学生。而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启迪者，对学生的学习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能够做到“讲道、研业、解惑”才算是一个称职的教师；学生是教学的参与者，在课堂上积极发言，提出自己对案例的看法。因此，课堂讲授和课堂讨论都是案例教学的重心和中心。
(二)加深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法律条文是法学理论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法学理论是枯燥的，法律条文是静态的，而案例则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案例教学通过引导学生运用法律条文去分析不同的案例，可以加深学生对法学理论的理解。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了“混合过错”责任：“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为了便于同学们对这些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理解，笔者举了一个案例：甲乙各牵牛于一座长20米、宽5米的桥两端。甲见状，喊：“停下，我的牛性子暴，牵你的牛躲躲。”乙口称“不怕”，继续牵牛过桥，甲也牵牛上桥。结果，二牛于桥上相抵，乙牛跌入桥下泥中窒息而死。问：甲应否负赔偿责任?乙对牛死这一后果有无责任?我国法律上有何规定?我们通过案例分析知道，甲采取的是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对损害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乙由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对损害结果也有一定责任。这种“混合过错”，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因此，甲负主要责任，乙负次要责任。这样，同学们对故意、过失的心理态度和“混合过错”印象很深。
(三)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目的是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知法、守法和用法，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案例教学把学生置于一个实践者的境地，总是带着问题出现，或蓄而不发，或真真假假，或似是而非，以启发学生思考，调动和锻炼他们的直接观察能力、记忆能力、逻辑分析能力、想象力、判断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使学生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学科的有关知识，实现知识掌握与能力发展的协调统一，通过叙述、剪裁、提炼、演绎、归纳，使原有经验得以理性化。
选取案例的总体原则应当是“贴近大学生、贴近实bd体育际、贴近生活”。从案例选取的角度看，应当与大学生密切相关，时间上最好是选用近期发生的案例，空间上最好是选用本地发生或与本地有关的案例；从案例选取的难度看，必须有适当的难度，使问题的解决经历一个探索思考的过程，这样才能驱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案例选取的知识跨度看，要有一定的政治理论知识和法律知识跨度，因为知识跨度是调动学生思维的最好方法。具体说来，案例选取应当掌握以下原则。
(一)真实性原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案例，是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学法用法的重要素材，因此，案例最好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真实事例。案例的真实性是搞好案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案例只有真实性才会具有生动性、形象性和说服力，才会具有教育性。所谓真实性，是指所选择的案例应当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例，而不是道听途说或随意杜撰的。为了保证案例的真实性，教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收集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成功案例，《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民主与法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等报刊刊登的案例，以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经济与法》等栏目报道的案例。这些案例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二)典型性原则。教学案例没有典型性就没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就不能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和思想上的共鸣。案例选择应当是大学生所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所谓典型性，是指发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的、备受社会普遍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典型案例能震撼人们的心灵，具有启发、导向、矫正、警示等育人功能。典型分为正面典型和反面典型。在案例教学中，要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运用好正面典型，即现实生活中乐于助人、高风亮节、遵纪守法、维护权利履行义务的典型，如牛玉儒、侯祥麟乐于奉献的典型，宋鱼水秉公执法、依法断案的典型，等等。因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宗旨是塑造大学生的高尚情操，培养他们的奉献精神，加强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提高他们的依法办事能力。从正面的典型案例中，大学生将以案例中的人物或事件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会怎样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并进一步认识到，宽容、奉献是社会所必需的，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的实现，是社会的必然，从而自觉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中。同时，在案例教学中，要运用好反面典型，因为反面典型对大学生也具有强烈的教育作用，它告诫人们不要这样做，否则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严厉制裁，如分析杀人案的深层次原因。
(三)针对性原则。案例教学的针对性是指所选择的案例要针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的实际，充分利用大学生中不履行义务、违反法纪的现象来进行讨论、剖析，以达到“自己教育自己”的效果。实践证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密切联系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以及他们最熟悉的事或现象来进行讲解，可以增强这门课的感知性、情景性、行为规范性。比如，笔者在讲授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时，针对大学生中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不爱劳动的现象，指出，劳动是一种美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而且使他们受到强烈的情绪感染和深刻的法制教育。
(四)新颖性原则。案例要不断更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法律、新法规不断颁布和实施，过去的法律法规也在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断地修改完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给人们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带来了很大变化，社会上、校园里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如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教学案例多年不变，不能根据新形势、新问题、新法律、新法规及时补充和调整，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贻误教学。因此，在教学中不仅理论部分要即时删改、增添新内容，而且使用的案例也要根据新情况予以补充，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
1．课堂讲授。课堂讲授是案例教学的基本形式。教师在讲授思想道德原理和法学基本理论的重点、难点时，要尽可能举例说明。比如，在讲授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民法中的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情况等等，笔者都精选案例加以阐明。如果案例过多，费时过长，则不利于教学内容的完成；冗长繁杂的案例，学生也不愿意听。因此，教师对于哪些问题应当举例，哪些不必举例，要胸有成竹、通盘考虑。另外，案例要精讲，教师要紧扣授课内容，精讲所举的案例，讲深讲透，才能使学生对讲授内容理解快、印象深、记得牢，顺利实现知识的转移、提高和增长。
2．学生讨论。案例教学，要求教学互动。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是案例教学的关键，具体的操作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如小组讨论、集体辩论、角色扮演等。在其中，教师担负着组织、引导、调控的作用。
(1)创造讨论氛围。教师组织好案例材料以后，要让学生围绕案例的主要问题进行交流、讨论，鼓励学生针对案例多提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有分歧是正常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大家所争论的只是针对问题而发表的不同观点，是对事而不是对人，因此，不能对任何同学的人格和尊严有丝毫的侮辱或不尊重。学生是讨论的主体，教师只是引导者，引导学生去探讨、辨析案例中的思想道德问题和有关的法学概念、法学理论，协助学生以案例说明理论bd体育，用理论处理相似的新案例，提高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增强教学效果。
(2)建立激励机制。案例教学，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勤于思考，鼓励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达到掌握所学知识的目的。在讨论中，即使同学们的分析过程或分析结果发生了错误，教师也应当尊重他们的发言权，并给予应有的鼓励，然后再帮助其纠正错误观点，以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教师可将同学们在案例讨论中的表现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纳入考核范围，使同学们重视课前的准备、课中的讨论和课后的复习。
3．教师总结。同学们交流观点之后，教师应当对整个案例进行梳理，对案例中蕴涵的道理作归纳
总结，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bd体育上下功夫，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案例中的关键问题。教师要结合教材内容和案例材料，有的放矢地对学生所学的思想道德知识和法学理论知识进行总结，并对学生在案例分析过程中的表现进行总结，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倘若是针对考题中的案例进行分析，应该告诉学生答题技巧，抓住得分点或考点，用专业术语回答提问。
(二)案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受到同学们的广泛赞誉，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际运用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案例应用与系统讲授相结合。课堂教学应以系统讲授为主，案例教学只能作为系统讲授的辅助方法，而决不能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变为纯案例教学，这是由本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教学中，必须保证这门课程的系统性，不能抛开系统性而片面追求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因为思想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的系统性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基础。缺乏系统性，知识内容就会显得杂乱无章，学生获得的知识只能是零碎的、不全面的，这样就很难理解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以及各部门法之间的相互联系，对思想境界的提高和知识的获取都是不利的。因此，要坚持案例教学与系统知识传授相结合，在学生全面掌握思想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