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举证过程包含了一个价值论证过程，因为“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本身是个价值性概念，所以就其作出的判断，严格说来法律案例，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价值论证有价值论证的规则，即需要寻求价值证据来说明价值之存在，在本案，就是需要寻求价值证据来说明“朝霞工程”确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价值。价值判断最基本的依靠方式，主要是目的判断，因为事物的价值主要价值包含在目的追求中，所以价值判断主要应从目的入手。
任何价值判断都是有历史的时间局限的，也是有地域局限的，我们不能越出历史和生活场景来判断何为此时此地的价值。所以，至少在中国法院，证明价值问题，应该根基于中国的当下社会，而不是超越历史、超越中国。
我们从案件材料得知，“朝霞工程”的目的在于“致力于为中国西部及老少边穷地区培养和造就民族文艺新人”。那么，我们现在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要判断“致力于为中国西部及老少边穷地区培养和造就民族文艺新人”在中国当下算不算“社会公益、道德义务”？一方面，从被告方面说，被告是在捐赠会上许诺捐赠的，应该说在当时已经明确认同了该活动属于社会公益的事实；另一面，从社会一般观念来说，这样的活动在我国一向就被视为“社会公益”（可以用一个社会调查证明），新闻媒体将之选择作为“公益活动”报道本身也表明了存在这种社会认同。我国立法文件使用“公益事业”这一表述一向都包括文化艺术在内，例如国务院1963年7月22日为确定事业单位编制的一个叫《关于编制管理的暂行办法》就表述说，事业编制单位包括“文、教、卫、体、新闻、出版等公益事业单位”。由于今天我们仍然维持了事业单位，这种关于“公益事业”观念也就仍在盛行，非营利的文、教、卫、体、新闻、出版等活动均应视为“公益事业”。
《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所规定的“不可以撤销的赠与合同”的范围，包括“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两类。本案不涉及后一种类型的理解问题，因为被告对朝霞工程的赠与并未公证。所以争论点在于“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的赠与合同”的范围如何确定。
第186条第2款之“救灾、扶贫等的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的赠与合同”，通过文义解释，我们就可以直接肯定，“救灾、扶贫等的社会公益、道德义务”，其理解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被告所说的“赈灾扶贫”范围。在这里，“救灾、扶贫”只是一个列举性定语，因为“等”字的使用，在中文意义上就表明这是一种不穷尽的列举。“救灾bd体育、扶贫”为慈善性活动，无疑问地应归入“社会公益、道德义务”，但是bd体育“等”字表明，“救灾、扶贫”仅仅属于“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一部分，凡是可证成为“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其他活动，也均应归入该条范畴，构成不得撤销的赠与。所以，本案被告“只有赈灾扶贫的捐助才是不可撤销的赠与”的答辩，属于对《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的不可撤销赠与范围的明显缩解。
运用何种解释方法，是本案的关键点。依据法律解释理论的一般准则，文义解释是法律适用解释的最基本出发点。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没有更权威的解释方法的支持，对于法律文字进行狭义解释或广义解释是不应该被接受的。在通过文义解释就可以明确适用法律的含义，同时没有特别理由支持其他解释方法时，司法实践必须尊重文义解释的结论。从本案材料看，被告主张采用更狭义的解释而破除文义解释，但是并没有说明其解释方法及其理由，应不具合理性。
《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这一规定，承认赠与合同属于诺成合同，通过合意就可以成立。第186条第1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并不意味着将赠与合同设计为“要物合同”即通过现实转移赠与物才得以成立的合同，而是规定赠与承诺人享有撤销权，在合同成立后，赠与人可以撤销合同。当然，赠与承诺人的这一权利，受到了同条第2款等条款的限制，即在为“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等情形，不得撤销。
长城裕龙房地产公司在捐赠会夸口出资60万，捐给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所启动的宣传为“大型公益活动”的“朝霞工程”，但在接受后者颁发的捐助证700多天后，仍未兑现承bd体育诺，引发诉讼。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下称原告）将长城裕龙房地产公司（下称被告）以不履行捐赠（合同）为由，告上法庭法律问答。被告认为只有赈灾扶贫的捐助才是不可撤销的赠与，本项目不属于赈灾扶bd体育贫，因此可以撤销。这一诉讼的性质显然是赠与合同诉讼，双方争议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在法律上，是不是只有赈灾扶贫的捐助才不可以撤销？
现代法律虽然不是道德，却至少包含最低的社会道德标准，应文明社会的规则，其最低限度应该是能够维护最起码的文明要求。出尔反尔是一个不文明社会的表现，许多国家法律上普遍贯彻“禁止反言”准则，不允许出尔反尔得逞。“禁止反言”，作为一个最低文明准则，看护着法律的大门，不至落入不文明敌人之手。
本案所涉及的赠与合同的规范基础，是《合同法》第186条。该条第1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2款又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bd体育前款规定。”在此，根据本案件双方的争论问题来看，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第2款“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用语作如何理解才妥当，被告的“只有赈灾扶贫的捐助才不可以撤销”的见解与该法条含义是否相符。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结论：本案原告有相当的价值证据，可以论证其“朝霞工程”因“致力于为中国西部及老少边穷地区培养和造就民族文艺新人”，完全可以构成“公益事业”，因此，对其赠与属于公益赠与。在本案，以《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为适用，被告所为捐赠不得撤销。
在目前的有关评论中，有一种主张认为假设“朝霞工程”不构成“公益事业”，那么赠与合同就应该视为不成立。我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合同可撤销与合同未成立。赠与合同可以撤销时，并不意味着其没有成立，相反应该理解为是成立后的合同可以撤销。
从第186条的设计来看，是首先在第1款一般性的承认赠与可以撤销，然后在第2款规定某些赠与不可以撤销。这种立法安排意味着，谁主张“不可以撤销”，谁负责举证。本案原告既主张被告对其朝霞工程之赠与为“不可撤销的赠与”，那么就应对自己的受赠构成“不可撤销的赠与”负举证责任。换言之，就本案来说，原告必须证明“朝霞工程”的受赠属于“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受赠。
《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允许赠与承诺人随时食言（撤销赠与），等于纵容出尔反尔这种不文明社会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背离了最基本的文明水准，应该是比较糟糕的法条。这正是本案被告为什么会那么坦然地食言的理由，因为假设原告不能证明构成“公益”赠与，被告的反言就会获得成功。公众对于这样的案件争议感到有些荒唐，对于这样的立法感到疑惑不解，应该说都是正常的，这都是《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惹的祸。
有人可能问，假设赠与承诺人在履行前突然陷入贫困怎么办？这是个例外问题，法律基于对公平的维护，当然要作出例外处理。许多国家规定了此时之赠与义务人可以享有一种所谓“陷于贫困之抗辩权”，对抗受赠人的请求。我国《合同法》第195条也作了解决：“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应该说，第195条是个不错的条文。
到这里为止，并不等于说原告就可以胜诉，从本案来看，虽然第186条第2款规定之公益赠与不能解释为只限于“赈灾扶贫”的问题，但是，原告的诉讼要得到支持，还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原告的“朝霞工程”，虽然不是“赈灾扶贫”，但确实仍然落在第186条第2款之“社会公益、道德义务”之文义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