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的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责令汇丰公司：1、拆除临街部分的5至9层，并罚款192000元。2、拆除108号院内地面8至9层，并罚款182400元。汇丰公司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哈尔滨市规划局处罚显失公正，对市规划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量。具体判决内容为：1、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中第一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撤销第二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2、维持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第一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维持第二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3、变更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对该楼的拆除部分，变更部分为：该楼第七层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3/2支撑柱；第八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4支撑柱；第七、八、九层电梯间予以保留，电梯间门前保留一个柱距面积通行道。对该违法建筑罚款398480元。
市规划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诉讼的结果，而是法院作出判决的法律推理和理由说明。
从本案所涉及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来看，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等不利决定时，或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审查时，是否坚持依照法律原则、精神和具体法律规范，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对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司法机关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相关争议的妥善解决，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积极作用。
从本案的具体情况入手进行法律分析，不难看出，本案涉及比例原则、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信赖保护等行政法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这些原则在本案所涉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判决中均有相当的体现，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上述行政法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价值。下面，本文就将结合该案，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比例原则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它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的判决书中，对其作了简短而明晰的阐述。下面，笔者结合此案例予以论述。
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汇丰公司不服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作出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表述：“……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上即为比例原则的直接表述，虽然简短，却极具价值。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尚未见到有关比例原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意味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不过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与具体的个案相结合时，其重要性愈加凸显。
比例原则意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应当处于适当的比例。比例原则源于德国，并且借由联邦的判决，将此原则概念化与体系化。依照一般通说，比例原则至少包含三部分——适当性原则（Geeignetheit），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以及狭义比例原则（Verhältnismä bigkeit im engeren Sinne）： 2
适当性原则是指所采行之措施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并且为正确之手段。即是说，在目的——手段的关系上必须是适当的。 3这个原则是一种“目的导向”的要求，德国联邦认为，即使只有部分能达成目的，也算是符合该原则的要求。 4
必要性原则是指在适当性原则已获肯定之后，在所有能够达成立法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对人民之权利“最少侵害”的方法。本原则因此也可称为“尽可能最小侵害之原则”。 5本原则是在一目的与数手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考虑及评估：1、这些手段可否同样程度地达成目的？2、这些手段中，哪一个（或几个）皆能予人民权利“最小之侵犯”？此外，该原则亦广泛使用于行政权力之拘束方面，如果予人民“负担性行政处分”（例如命餐厅限期改善卫生）而同样可达成行政目的时（如维持饮食卫生），则不可处予“撤销性处分”（如撤销该餐厅之营业执照）。 6要求采取“最温和手段”的必要性原则是源于德国的警察法理论。魏玛时代的行政法学者F.Fleiner就有一句名言“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 7狭义比例原则则是以“利益衡量”的方式，衡量“目的”与人民“权利损失”两者有无“成比例”。在德国联邦判决及文献中最常见的是“手段不得与所追求之目的不成比例”（einMittel dürfen nicht auβer Verhaltnis zu den angestreben Zweck stehen）。 8在联邦判决及文献中所描述的所谓“手段与目的之追求的比例关系”必须是“适当”（angemessen）、正当（recht）或理性（vernüftig）、均衡的。 9
针对比例原则的上述三个构成原则，有学者提出了“二分法”理论。学者P.Lerche将广义的“比例原则”定名为“过度禁止”原则，其有两个构成原则——即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Lerche认为“必要性原则”是在诸多“可能”（即“适合”达成目的手段）中，仅能选择造成最小的侵害者之原则。因此，Lerche的“必要性原则”在实际的运作中，包含了“适当性原则”的功用。 13但绝大部分的德国学界及宪法裁判均采用广义的“比例原则”，而很少使用“过度禁止”说。 14
在一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中，对比例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1994年）第三章第三条规定：“1、在某个法律未做限制性规定，或者对该权力的行使未做限制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制作命令仍然应当考虑直接相关的利益。2、某个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 15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五条“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第二款规定：“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 16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比例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的行政法学者近年来对于比例原则已有一定的关注。如在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中，将比例原则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比例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17并进一步指出，比例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法律部门中的“帝王条款”。 18笔者认为，鉴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其作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具体运作方面，应予以较多关注。
在比例原则的应用方面，有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当作司法审查的标准，可表现在其限制“立法权力”及“行政权力”两大范畴。即是说，可以以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及“行政裁量”的限制，来分别进行讨论。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对立法目的性及必要性的审查、对立法“比例性”的审查，要求立法者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应当作一个“利益衡量”，使人民不致遭到“过度”的侵犯。而比例原则对行政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依据比例原则对行政权力作“目的上”及“手段上”的审查，例如，达成同样目的的手段是否仍有“较温和”之手段？考量各种客观因素，行政权力之侵犯是否“过度”？ 19也有专家认为，比例原则应当确定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具体内容包括：“目的实现原则，即行政机关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目的一旦实现，则应停止一切强制行为。最小侵害原则，即凡是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先用最轻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避免给相对人造成损失。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以必要为限，由轻到重依次进行，优先选用较轻的强制措施和间接强制措施。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均衡原则，行政机关在选择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时，应考虑兼顾社会公众利益及个人利益。” 20还有学者则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程序性原则和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前者包括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后者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 21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是贯穿立法、执法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司法机关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行政行为在目的及手段上，应充分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采取适当的手段，使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得以避免或降到最低限度。虽然目前我国法律中对比例原则尚无明文规定， 22但我国的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最近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等等。由此可见，法律的宗旨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一方面，对其合法行为加以维护，确保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对其违法行为加以纠正，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使其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保障。而比例原则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有效的作用。因此，比例原则既符合前述诸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精神，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有力保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比例原则使相关的立法目的得以在行政行为的具体运作中实现，它使得法院、其他有权机关及整个社会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更为具体、细致和富有针对性。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论述：“……诉讼中，上诉人提出汇丰公司建筑物遮大街保护建筑新华书店（原外文书店）顶部，影响了中央大街的整体景观，按国务院批准的“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关于中央大街规划的原则规定和中央大街建筑风貌的实际情况，本案可以是否遮挡新华书店顶部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原审判决认定该处罚决定显示公正是正确的。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虽然减少了拆除的面积和变更了罚款数额，但同样达到了不遮挡新华书店顶部和制裁汇丰公司违法建设行为的目的，使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符合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对中央大街的规划要求，达到了执法的目的，原审所作变更处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述，维持原判。……” 23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份判决书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比例原则”，但事实上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结合具体案情对“比例原则”进行了阐述，并明确指出，处罚决定“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已明确表述了比例原则的核心涵义。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显失公正，因为它“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即是说，它违背了“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侵害”的原则。就本案而言，主要是指行政处罚决定中要求行政相对人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在这里，我们需要再审视一下被最高人民法院所维持的一审判决书。
在一审判决书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被告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被告所做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被告规划局在1994年11月28日下达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时，汇丰公司建楼已达7层半。1996年3月5日下达停工通知书时，该建筑已主体完工并开始装修。规划局没有依法履行职责，造成既成事实，给处理增加了难度。鉴于该案原告汇丰公司建楼系违法建筑，被告处罚显失公正，对规划局具体行政行为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一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 24其判决内容主要是对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作了部分维持、部分撤销，并作出相应的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 25
从上述一审、二审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本案中，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其判决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比例原则作了表述，并依照该原则对本案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判决。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行政机关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行政相对人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作出这样的阐述，对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合法、适当地行使职权，对于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十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将该判决看作是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开端。虽然比例原则的最终正式确立还需要在法律中（如行政程序法）作出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无疑对比例原则的最终确立将起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比例原则的运用并不局限于行政处罚方面，它在行政立法、行政强制执行乃至司法审查等方面都应当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运用。比例原则能够有效督促行政立法者依法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选择出既能确保行政目标的实现，又对相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侵害最小的最优立法方案；比例原则能有力制约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强制行为，促使其采取适当的处罚方法或执行手段，使行政相对人权益所受的侵害降到最低限度。比例原则同样也有助于司法机关能够作出合理判断，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行为或显失公正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格监督，以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适当。 四、比例原则与行政处罚中的“过罚相当原则”
过罚相当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26那么，它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比例原则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过罚相当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所科罚种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既不轻过重罚，也不重过轻罚，避免畸轻畸重的不合理、不公正的情况。 27要做到过罚相当，应当全面了解、掌握有关违法行为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的材料、证据；正确认定违法行为人相应违法行为的性质；正确选择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罚相当原则不仅是行政处罚适用或实施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行政处罚设定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28
可见，过罚相当原则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而如前所述，比例原则则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等各个领域。德国学者毛雷尔就指出，比例原则主要适用于负担行政行为（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公民的法律效果为标准，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的作用对关系人不利，可能是对其权利的侵害，也可能是对其优待申请的拒绝），除此以外也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广义的比例原则产生于法治国家原则，它不仅约束行政，而且约束立法。另外，该原则可用于一般性确定基本权利的界限，即作为个人自由请求权和限制自由的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要求适用。 29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也要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尽量减少对其造成的侵害，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行使处罚权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取相应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充分考量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即是说，过罚相当原则是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而比例原则的运用一方面不限于行政处罚领域，另一方面，它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体现不仅包括过罚相当原则，还包括对处罚种类和幅度、对与相对人违法行为相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以及对相对人权益的全面衡量，以求采取最为适当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而过罚相当原则主要还是侧重于对违法行为本身和相应的处罚种类与幅度两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的确立必然要求在行政处罚中贯彻过罚相当原则，但比例原则的涵义更为广泛。就本案而言，法院在认定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系违法建筑，应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相对人的权益，对哈尔滨市规划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了相应的变更，包括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尽量减少了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这既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更是直接运用了比例原则所确立的核心内容。
总之，比例原则在制约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所作判决必将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们的深切关注，这份行政判决书恰如一部鲜活的素材，为中国学者对于比例原则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在本案中，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哈尔滨市规划局先后作出的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下文的列表中将有详细介绍），那么这些处罚决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否同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相抵触？进一步讲，行政主体的此种做法是否违背了信赖保护原则？这些都涉及行政处罚中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将结合本案案情，围绕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及信赖保护原则进行阐述。
众所周知，行政行为成立便对相对人和行政主体等产生法律上的效力。一般而言，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30所谓公定力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论合法还是违法，都推定为合法有效，相关的当事人都应加以遵守或服从。所谓确定力是指有效成立的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即非依法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和不可争辩力。即对于行政主体来说，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行为内容，或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行为；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不得否认行政行为的内容或随意改变行为内容，非依法也不得请求改变行政行为。所谓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成立后，其内容对有关人员或组织所产生的法律上的约束效力，有关人员和组织必须遵守、服从。所谓执行力是指行政行为生效后，行政主体依法有权采取一定手段，使行政行为的内容得以实现的效力。 31
日本学者盐野宏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具有公定力、执行力、不可争力、不可变更力等。他认为，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即处分厅自己不能变更时，该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行政厅不能作出与此相反的行为时，该行政行为具有实质性确定力。他进一步指出，从广义上解释不可变更力时，包括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权的限制。即当行政行为赋予相对人利益时，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观点来限制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 32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处罚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必然也同样具有上述的四种效力，即是说，行政主体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处罚。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行政主体如果改变或重新作出行政处罚，也必须要基于法定理由和依照法定程序而为，不得随意改变。即是说，这里又涉及行政行为的撤销问题。
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在其具备可撤销的情形下，由有权机关作出撤销决定后而使之失去法律效力。行政行为撤销的条件主要有：1、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缺损。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某种行政行为如果缺损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要件，行政行为就是可被撤销的行政行为。2、行政行为不适当。所谓“不适当”，是指相应行为具有不合理、不公正、不符合现行政策、不合时宜、不合乎有关善良风俗习惯等情形。行政行为撤销的法律后果有：1、行政行为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撤销的效力可追溯到行政行为作出之日。2、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主体的过错引起，而依社会公益的需要又必须使行政行为的撤销效力追溯到行为作出之日起，那么，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一切实际损失应由行政主体予以赔偿。3、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相对人的过错或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共同过错所引起的，行政行为撤销的效力通常应追溯到行为作出之日法律案例。行政主体通过相应行为已给予相对人的利益、好处均要收回；行政相对人因行政行为撤销而遭受到的损失均由其本身负责；国家或社会公众因已撤销的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应由行政相对人依其过错程度予以适当赔偿；行政主体或其工作人员对导致行政行为撤销的过错则应承担内部行政法律责任。 33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但第55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四）违反本法第十八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可见，法律禁止对行政处罚行为作任意变更。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案的情况。下表中将列明本案中涉及的三份行政处罚决定及一份相关文件。
可以看出，在该案中，实际一共有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包括：（1994）第002号、（1995）第018号、（1996）第1号。其中，（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哈规土（1995）第36号文件以其“存在被处罚单位与建设单位不符”为由而予以撤销。（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未能实际执行，因为“同利公司申明不是建设单位，不接受处罚”，这不禁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行政处罚行为毕竟是具有执行力的行为，倘若处罚决定的内容出现错误，也应当依法定程序予以纠正。而本案中，在（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下文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份行政处罚决定，即（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则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与上一份处罚决定又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从理论上讲，在（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规划局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又再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在程序上存在着重大的瑕疵。
同时，笔者注意到，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该决定（即（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严重影响了中央大街景观’法律依据不足、处罚混乱、不严肃。……” 34但在法院的最后判决中，并未指出对该“混乱、不严肃”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予以撤销，其判决内容直接针对的是（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在这里，（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成了“被遗忘的”决定，而该份行政处罚决定出现“混乱、不严肃”的原因及相关责任的承担也就易被忽视。
总之，在本案中，就哈尔滨市中央大街108号改建商业服务楼这一事实，同一行政主体先后作出三份内容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其中的撤销、变更程序并不清晰。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5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这一规定，一方面缺乏行政机关对错误的行政处罚加以“改正”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包括主体、时限、以何种形式作出及相关责任的承担等；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机关自行改正错误的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对于行政处罚的撤销、变更，相关法律应作出更为细致、全面的规定。
如前所述，本案中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先后出现了三份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这就必然涉及行政处罚中另一个重要问题——“一事不再罚”。“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对相对人的某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如罚款）处罚，或者说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一种行政法规范时，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一次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解决的是行政实践中多头处罚与重复处罚的问题。 35该原则的例外包括：1、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多个行政法律规范，则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2、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既违反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又违反相应的刑事或民事法律，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民事责任，也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持续行为、屡犯行为的处罚也不应受该原则的限制。 36
在本案中，规划局针对汇丰公司在哈尔滨市中央大街108号改建商业服务楼这一行为，先后作出内容不同的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且其中撤销、变更关系并不明确，比如“被遗忘了的”（1995）第018号处罚决定，这也在事实上有违“一事不再罚”原则。
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其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笔者建议在行政处罚领域中明确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这一方面利于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将有力地督促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制约其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这也就最终保证了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公法上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德国联邦有时认为其直接出自法治国家原则，有时认为其出自基本权。 37该原则同时拘束立法、司法和行政。依信赖保护原则，如国家行为罔顾人民值得保护之信赖，而使其遭受不可预计之负担或丧失利益，且非基于保护或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或因人民有忍受之义务，此种行为，不得为之。 38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有三个要件：信赖基础、信赖表现和信赖值得保护。因此构成信赖保护，首先要有一个令人民信赖的国家行为，即必须有一个有效表示国家意思的“法的外貌”（Rechtsschein）。 39应当说，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行政处罚即是信赖基础之一。而德国学说及判例认为信赖保护原则亦适用于法律生活上已无重大疑义地予以接受之行政惯例。 40因此，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受自身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约束。
在本案中，规划局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一再作出内容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也是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违反。而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对（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认定：“……该决定认定‘严重影响了中央大街景观’法律依据不足，处罚混乱、不严肃。经规划局批准在同处中央大街位置上的多处建筑均属高层，其高度与汇丰公司所建楼房高度超过12米性质相同。另有经批准而超高建筑给予罚款保留处理，还有未经批准而超高的建筑至今未作处理，规划局对在中央大街上的违法建筑存在同责不同罚的现象。规划局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规划局所作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 41
事实上，规划局这种显失公正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行为，“显失公正”更多的是违反该原则的一种结果和表现。鉴于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实践中起到的积极有效作用，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甚至在未来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中作出明文规定，以达到制约行政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 42
1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行终字第20号。同时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政裁判文书。200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通过其网站对外正式公布其判决的部分案例或其认为有一定研究价值而由地方法院判决的各类典型案件。本案是其通过网上对外的第一个行政诉讼案例。
2 见（台）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于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三民书局，1994年，页119—122。
德国学者毛雷尔在《行政法学总论》一书中指出，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上的一般原则，长久以来得到了承认，并以习惯法的方式被肯定下来，且该原则在具体法律部门中也具有普遍适用性bd体育。毛雷尔同时认为，比例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禁止任何国家机关采取过度的措施；在实现法定目的的前提下，国家活动对公民的侵害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详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页66，页106。
台湾地区学者吴庚在《行政法理论与实用》一书中指出，比例原则“应用范围甚为广泛，在理论上且被视为宪法位阶之法律原则，以‘法律保留’作为限制宪法上基本权利之准则者，一般皆以比例原则充当内在界限。……依德国通说，比例原则又有广狭两义之分，广义之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及衡量性三原则，而衡量性原则又称狭义之比例原则。适当性指行为应适合于目的之达成；必要性则谓行为不超越实现目的之必要程度，以及达成目的需采影响最轻微之手段；至衡量性原则乃指手段应按目的加以衡判，质言之，任何干涉措施所造成之损害应轻于达成目的所获致之利益，始具有合法性。上述三分法在概念上有重叠之处，故论者反对上述通说且主张比例原则应改称禁止过度原则。”详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三版），（台）三民书局，1997年，页57。
日本学者盐野宏认为，比例原则属于特别适用于公权力、进而适用于进行一般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其“是从行政法的一个领域即警察领域出发而发展起来的原则。”详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页59—60。
4 见（台）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台）三民书局，1992年第三版，页240。
8 BverfGE 7，377，(407)。盛子龙：《比例原则作为规范违宪审查之准则》，转引自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于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三民书局，1994年，页124。
13 P.Lerche，aaO.S.19.转引自（台）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参见注4，页249。
15 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页457。
16 同上书，页475。 此外，《澳门行政程序法》（1994年）第五条“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第2款中亦有类似规定。1999年台湾《行政程序法》第七条规定：“行政行为应依下列原则为之：一、采取之方法应有助于目的之达成。二、有多种同样能达成目的之方法时，应选择对人民权益损害最少者。三、采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损害不得与欲达成目的之利益显失均衡。”
17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41。
18（台） 陈新民：《行政法总论》，（台）三民书局1995年版，页62。
19（台）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台）三民书局，1992年第三版，页266—276。
20 马怀德：《行政法制度建构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8。
21 见王万华：《行政程序法论》，载于《行政法论丛》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
22在全国人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由行政法学者和有关立法、执法以及司法审判部门的专家共同组成）自2001年12月提出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框架）中，主张将比例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等例入第一章总则之中。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于2002年9月16—17日举行的“行政程序法研讨会”提交讨论的《行政程序法》（专家试拟稿）第11条规定了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在各种可能采取的方案中，选择效益成本比率最大的方案；在各种可能采取的的方式中，选择既能实现行政行为的目的，又能最大限度减少行政相对人损害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学术届正在作出的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年7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针对香港嘉利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行政决定案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外经贸法函[2002]67号）中，也明确载明“本机关认为，行政机关每作出一项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并基于充分的证据与确凿的事实，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职权。为公共利益而实施的行为，应采取对个人权益造成限制或影响最小的措施”。从这些信息中我们不难看出学术届的努力，立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乃至司法部门在此领域的实践与贡献。
24 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6）黑行初字第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32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第40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41条第1款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对城市规划有一定影响，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工程造价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25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如下判决：“……一、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第一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撤销第二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即拆除中央大街临街建筑部分的5、6、7、8、9层，拆除面积2964m，罚款192000.00元；拆除中央大街院内建筑部分8、9层，拆除面积760m，罚款182400.00元）。二、维持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第一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维持第二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即中央大街108号临街建筑地下1层、地上1、2、3、4层部分予以罚款保留；中央大街108号院内建筑地下一层，地面1、2、3、4、5、6、7层予以罚款保留）；三、变更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对该楼的拆除部分，变更部分为：该楼第七层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第3/2支撑柱；第八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第3支撑柱；第九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第4支撑柱；第七、八、九层电梯间予以保留，电梯间门前保留一个柱距面积通行道（上列所提柱距依哈尔滨市纺织建筑设计院1999年3月18日现场实测汇丰楼七至九曾平面图纸和规划局、汇丰公司现场认同立面图为准）。对该违法建筑罚款398480元。……”详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6）黑行初字第1号。
27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209。
29 同注2，（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页208，页238—239。
30 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12—114。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154—157。
32 （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页100，页111。
36 见王翔：《论行政处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载于《法学与实践》，1996年第6期。
37 （台）林国彬：《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载于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参见注2，页253。
38 （台）林锡尧：《行政法要义》1991年初版，页42。转引自林国彬：《论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参见上注。
法律思维，即通过对法律概念与特征、评判、推理的采用去阐述法律制度与现象的一种错综繁杂的心理过程。而商法思维更主要的是必须严格地遵循商事活动的习惯与惯例，并不是简单地采用法律判断替代商业判断，它是一种在裁判商事活动案例、化解商事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风险时运用的特殊思维方式。商法思维方式需要依靠长期专业的锻炼和实践才能形成，不仅是商法教学工作者应该拥有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能力，也是法律职业能力组成中的关键性因素。商法案例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案例客观事实的阐述还是案例事实中蕴藏的法律问题的分析，都应该具备极强的抉择能力与综合分析的思维能力，商法案例教学除了应该为学生讲解案例蕴含的商法理论外，更主要的是要加强对学生甄别能力、推理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加强对商事活动和法律的思维能力的锻炼与培养，需要强化学生的效率、协作与责任意识。
但是，在目前的商法案例教学中，教师在讲述、剖析案例之时通常会指引学生根据法律关系的发生时间的顺序去进行分析，以便能够确定适用的商法规则;在商法无具体的条款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形下，解析出案例中所涉及的商法原则或理念。而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或者是讨论之时，一般知晓案情，接着是考虑现行商法中是否有具体的条文涉及到该问题法律常识，如果有具体的规定，则直接依据该规定予以解决。这样的商法案例教学，学生理所当然地会认为法律规定和教师所讲理论是先验正确的，一般不会主动思考案例引用的法律规则或者理论是否存在不足与缺陷，教师在讲述和分析案例时过于积极以及讲授的方法的单调性，这就是商法案例分析结果变得固定化，既磨灭学生参与商法案例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也制约了其思维创造性，商法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锻炼与培养便举步维艰。
方法一为案例例证法，即将案例作为一种证明例子予以引入，教师在对商法理论知识进行体系化的讲解后进行例证说明，用已讲授过的商法理论知识对案例予以分析，或者是通过案例来检验与解释理论。例证法采用的实际是演绎法，从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推演下出案例结果。这种方法主要是学生听取教师的知识讲授，然后能从所举的教学案例中甄别并发现问题，掌握并巩固所学知识。案例例证法教学并没能从传统式的教学方式上摆脱出来，教学形式依旧维持着教师主动讲解与学生被动接受的特点，案例仅仅是对某一商法理论知识的呈现，其目的是体现该理论知识的实际状态而被采用。
方法二为案例导入法，即教师在讲授商法理论知识之前将案例作为引导，从而导出将要讲述的某一商法概念与制度。教师在进行商法案例教学的过程之中必须借助具体商法案例而展开，运用教学行为所希冀达到的教学水平与质量是凭借采用具体商法案例来呈现某种商法原则、商法规则或商法思维。从本质上讲，案例导入法实为归纳法，在开始时使学生接触到具体的商法案例，并让其从中总结出一些抽象的原理与规则，进而使学生探究证实出商法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在判例法的国家中，案例导入法常常被用来展开教学活动，案例被融入到制度与原理的讲解中，但是缺少严密细致的逻辑分析过程，商法制度表现非常不全面与体系化，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法知识体系。
我国重视理论完备的讲授体制与具有个案特征的案例教学有着难以调和的并不相兼容性，因此，在商法教学中案例一直以理论辅助品的角色出场，商法案例教学“先天不足”似乎成为定局。
案例库能够为案例教学提供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因而案例教学的进行应该围绕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开展而来，所以，案例教学涉及到资源库建设问题。商法案例是对法律最具体生动的解释，是沟通课堂与商事活动的桥梁，对商法教学案例资源的收集是案例教学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只有高质量的案例才能保证商法教学效果。英美法系的国家的法学教育与生俱来就是案例教学，判例的公开化及其系统整理化能够使其案例教学匹配到最新而又全面的案例资源。在美国和英国的法学院的图书馆中，能过很轻松的搜索到曾经的一个偏僻的案例，而其判决书内容不加修辞即可成为案例教学的鲜活资源。
然而，我国并不是一个实施判例法的国家，不能实现判例的公开化及其系统整理化，不存在一个系统化整理并提供案例资源的实施者，法律教育工作者要想完整而又体系化地得到案例资源相当困难。因此，现在案例教学唯一能依靠的是法学教育工作者的个人案例资源。对于商法教学案例而言，教学案例库不应该仅仅只是我国法院的司法裁判案例，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商事活动的商事活动案例，也就是商事非诉案例，只有商事裁判案例与商事活动案例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商事法律制度，有利于学生商事法律思维的训练与培养。目前来看，国内有条件对商事活动案例进行收集的高校并不常见，有报道称，江西财经大学的法学院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收集来源于法律实务中的 400 多份商事审判案例的案卷，建立了一个能为商法教学活动服务的案卷库，从而防止了商事案例匮乏问题的出现。事实上，商事教学案例库资源匮乏已经成为我国商法案例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案例教学通过对具有代表性案例的解析来呈现商法规则的发展历程以及其目前状况，并运用商法案例的剖析与讨论来锻炼和培养学生的思维模式，此种教学方式因此也被认为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创造性的独特方法，而且已得到了广泛运用。商事思维对商法案例教学思维影响很大，这意味着，商法案例教学需要完成从传统案例教学思维向商事思维的转换。
教师完成商法案例选择、信息提供、课堂组织，引导讨论、结论评判等一系列内容，学生参与讨论或辩论而进入案例情景。教师在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辩论，思考过程中帮助学生认识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加深对商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理解。参与式商法案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学生们的单独思索与团体合作，培养学生商法思维能力、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提高学生综合采用理论处理商法问题能力。
教师搜集网络视频案例资料，运用多媒体设备将商法案例引入课堂并组织学生观摩讨论，或者组织学生旁听商事法庭审判和商事交易过程，指引学生体味法官是怎样演绎、援引与解释法律。经由对商事审判文书与商事合同文书的解读，使学生能够关注商法的阐述方式与逻辑表达。通过形象、生动、直观的商法案例素材，使学生能够独立思索并且能拓宽其商法思维能力。观摩结束后，组织学生充分地进行分析与讨论，教师及时点评并作出总结，通过观摩商法案例提升学生甄别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组织学生模拟案例角色，模拟商法案件发生、审理的全过程，再现案例情境，使学生能够把所学的商法理论综合运用于模拟案例。通过案例再现，提高学生法律演绎与推理、解答咨询、商务洽谈技能、进行诉讼与商事仲裁中所必备的技巧，同时检验和巩固案例所反映的商法理论知识。模拟式思维能实现商法理论知识和商法实践的有机结合、理性思维与感性所知的统一、商法科学与实践艺术的有机统一，寻求模拟案件商法上的最佳解决办法。
教师安排学生担任个案的法律角色参与案例实践，比如接待当事人、对相关商法问题进行解答、实际经办案件、作为辩护人出庭等等。这能够使学生以法律服务者的角度去思考案例本身，将商法理论、实践、技巧、信念以及价值有机统一起来，充实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应用法律的能力，帮助学生训练与培养实践式案例学习能力以及通过运用经验能够积极反思的逻辑能力。实践式思维不但包括对商法理论的认识与理解，而且包括对法律工作者工作的环境的知晓。最为主要的是，这种实践式思维还能引发法律工作者对其个人价值的更深层次的了解。
商法案例教学本身就是教学方法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商法案例教学进行过程中仍然出现了效果不佳的问题。难有成效的运用案例教学的原因在于，教学中并未深入地探讨商法案例教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使得案例教学法仍为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讲授教学，听商法案例上课和听商事理论上课并没有实质的区别，难以激发学生认真听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的兴趣。因此，学生真正需要的是商法案例教学活动中的进行思维的过程，是如何理解商法案例映射商法理论的方法，并不是商法案例本身的解析。
分析即为把欲要分析的对象在整体上拆分为几个部分、环节或者要素，并对此进行分别的探究，是只能从本质上了解事物的方法或者过程。综合是指基于分析的基础上，将对象的各个部分、环节或者要素的认识有机联结，厘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全面知悉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形成全面认识的方法或过程。商法案例分析就是把商法案例分解拆分为各个部分，对各部分的商法原理、商事法律条款分别加以了解，商法案例综合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商法案件素材，得出能普遍适用的结论，思索商法作出该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商法案例分析和综合互相联系渗透，通过分析综合的循环往复过程锻炼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与抽象性思维。
在商法案例教学中对类似商法案例进行多角度、多维度比较，包括适用商法理论的比较、相似法律事实的比较、不同时期商法案例的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商法案例的比较。通过类似商法案例比较法可以使学生准确界定商事法律关系，深入商法理论分析，拓展商事思维，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运用类似商法案例比较法对培养学生的商事法律制度创新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商法案例教学中，往往一个商事案例涉及若干个商事法律关系，不同的商事法律关系所映射的商事法律制度不同，若干个商事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立法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商法理念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通过引导学生商法案例分析和综合之后，将会为学生呈现出该商法案例所涉及的商法规则网络，通过对规则网络的再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现行商法制度的不足与缺陷，学生可以通过以往学习的知识，构建出自认为合理的商法规则体系，再通过商法案例的反复验证，能够基本演绎出商法案例教学所要教给学生的知识结构，真正达到商法理论知识的融汇贯通，有助于培养其知识迁移能力。
案例库的建设是商法案例教学基础，人民法院运用商字类案号为商事案件的识别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现在我们进行商法案例的系统化汇编与整理显得符合实际。教师应当对案例信息进行科学合理地整合，并使案例库资源不断的更新，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教学案例库资源。
目前在商法案例教学活动中所采用的案例多数是法院予以裁判的案例，不能反映商事法律生活的全貌。从事商事活动的理性者不可能仅依赖提起诉讼来维护商事合法权益，控制活动的风险，而会在进行商事活动之前与过程之中，会对法律风险进行评估并制定风险防范的对策，利用专业团队的服务在交易活动尚未结束时防范法律风险。因此在商法案件素材的抉择上由判例到转变到商事活动案例，使商法案例教学回归重新回到商事活动的最初形态，为学生提供一个逼真的模拟环境，使之在课堂教学中就能领略到客观存在的问题，知悉商法的运行现状，对学生培养控制法律风险的思维有着很大的帮助。
商法案例教学所使用的诉讼案例主要导源于各级法院，能够从法院对外公布或者是公开发行的网站和案例集刊中查找，也可通过内部资料的交换获取仅在法院内部发行的案例汇编。商法案例教学所使用的商事活动案例主要来自教师所服务的律师事务所、顾问单位等机构，在不侵犯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可以汇编整理交易案例以便用于商法教学。
案例要素一般要由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法院判决、相关知识、基本分析等要素构成，介绍案件所发生的背景、核心问题、解释法律适用的困惑、链接相关理论知识引导学生展开分析。教师应在要素建设中注意教学效果分析，通过布置思考题等方式检测学生对案例内容的理解，进而不断地调整案例要素的组成。
商法案例教学中对案例的选编至关重要，教师应当依照教学宗旨有目的性地查找典型案例，不断更新补充最新案例，保证案例的时效性;所选案例不仅真实存在，案例所提供的信息基本能够满足学生分析和理解的需要;所选案例难度适中，符合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尽可能使学生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分析解决案例内容，避免跨度太大的案例出现，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情节现场，深入角色分析案例，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
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是法律法规的规定既抽象又原则，不易于学生认识和理解，而案例则是理解法律规则的基础。案例教学围绕着具体的法律案例来组织教学，从而使得抽象的法律规则变得具体化，枯燥的法律条文变得生动化，符合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符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学规律，因为法律课教学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法律知识的层面，更要注重法律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方法显得十分必要。
1.案例真实生动，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传统的教学方式。重点放在法律概念、法律规定、法学观点和理论等等，比较抽象和枯燥。这种教学方式可以系统地、完整地把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但较少鼓励学生对这些法律知识提出挑战和怀疑。因此，学生理解和运用能力都很差。案例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真实性，由于教学内容是具体的实例，生动、形象、直观，使抽象的法理变得形象，使枯燥的法律条文变得生动，使深奥的法律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易于学习和理解。
案例教学法改变了传统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唱独角戏，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状况，把知识传播和能力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活生生的案例，现实的问题使学生置身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因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都调动起来，不断刺激学生的求知欲望，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能够理解和灵活准确运用法律知识。
3.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只注重法律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对学生解决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从知识的理解掌握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
4，有助于发展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语言表选能力。案例教学法是模拟真实问题，每个案例都有核心部分和枝节部分。学生要排除枝节部分的干扰，重点把握案例的核心部分。就需要综合运用法律知识来分析案例中蕴藏的教育作用和意义，这就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材料，独立思考，对案例进行深八细致的分析，做出判断，这样学生不仅能从讨论中获得知识和经验。而且训练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在讨论中学会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在比较研究中增长知识和才干。
5.重视师生的双向交流，有助于教学相长。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老师讲学生听，教学效果如何只有到最后考试时才知道。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拿到案例后要主动探索学习，这无形中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捕捉这些理论知识后，他还要经过缜密地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一步就是能力上的升华。教师在选取案例的过程中。既要认真研究教材外还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握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这样选出的案例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同时教师还要随时对学生的管案给以引导，这也促使教师认真准备加深思考，根据不同学员的不同理解补充新的教学内容a双向的教学形式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选择一个或几个案例，既要有中、小型案例，也要有篇幅较长的大型案例，通过对不同案例的比较分析，使学生理解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然后用去分析相关案例解决现实法律问题，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把学习和运用统一起来。
1.真实性。所选案例要力求真实、准确，不能胡编乱造，这样才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可以选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也可以选择在社会上反响比较强烈的事件，或者选择电视节目如“今日说法”、“经济与法”等栏目中真人真事为案例。选择来源真实的案例作为素材，一方面，体现教师治学严谨的态度；另一方面。这样的案例说服力更强，并且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2.典型性。所谓典型性在于案情与法律原理规范的联系性。要求围绕教材的核心内容及教学大纲，选择能充分体现教材内容并且与学生知识结构、能力水平相一致的案例。典型案例能使学生加深对案例的研究和与所学知识的结合，并领会法律原理、规范运用的条件和环境。例如，结合药家鑫案例学习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效果比单纯地讲授法条法理要好得多。
3.现实性。所选案例要尽可能是新近发生的，并且案例要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兴趣，有新鲜感。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学生对这些案件或有耳闻，或有知悉，因而更有吸引力，更能引起他们学习法律的兴趣，容易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案例之间架起一座贯通的桥梁。例如，酒驾八刑、新婚姻法司法解释、摔倒老人该不该扶等现实问题。
4.适应性。选择教学案例时还要结合学生特点以及教师的能力等因素，如对初学法律的学生，一般要选用综合难度较低的案例，而对高年级的学生和具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生，选用案例的难度要相应地增加，可以给他们提供综合难度大的案例进行分析。同时选择案例也要注意教师驾驭问题的能力。避免使学生越学越糊涂。
案例教学法的课堂如何运用，取决于教师的组织和管理，案例教学的组织和管理要有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八的过程。
在课堂教学之前，教师先将案例发给学生，让学生阅读案例，熟悉案例，同时设置提出一定的问题，让学生思考。问题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可以是开放性的问题，也可以是选择性的问题，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和教学内容适当安排即可。相对于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这样的疑问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活跃他们的思维，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一开始就很快地进入学习状态。
学生带着问题对课本的理论知识进行学习，积极寻找解决案例问题的法律依据。学生通过自学基本能够解决简单的知识点，同时记录好个人学习的疑难点，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相互之间进行讨论交流，互学探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参与合作的学习能力。再把无法解决的疑难理论知识反馈给教师。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了解相关的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为集中讨论和集体交流做好充分准备。
在案例教学中，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关节。在每个学生针对案例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后，教师可以根据实际的班级教学情况，把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讨论。小组讨论一般4～6
人一组，最多不超过10人，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应该各抒己见，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并陈述个人理由，大家对不同的结论进行分析比较。讨论时一定要设有小组发言人，记录本小组的发言要点、解题思路及小组讨论中存在的疑难点，然后在全班发言交流，其他同学亦可做补充性发言。教师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在班级范围内进行集体讨论，给每个学生充分展示自我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
需要强调的是，在学生讨论交流的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掌握学生自学互学的信息，及时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在学生讨论或辩论的过程中，持不同意见和观点者相互争论，特别是各组学生承担不同角色时，争论的程度有时很激烈，教师一定要做好有效的引导和管理。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注重推理过程，案件的处理结论应该是缜密推理的结果。也只有通过缜密推理所导出的结论，才更具有说服力。
教师总结点评是案例教学法的归宿。虽然学生的独立活动在案例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这种活动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从案例的，选择、布置、组织讨论以至最后的评价，都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学生讨论交流结束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评价，对学生讨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是案例中的疑难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分析，教会学生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来探究解决案例问题。让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
案例教学是一个师生互动学习的过程，其教学效果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参与和发挥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教师的引导、归纳、点评和总结。教师要对小组讨论和集体交流的情况进行总结，这种总结对于帮助学生以案说理、以案释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通过总结和评价，引导学生去思考从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掌握了哪些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运用了哪些案例分析方法，得到了哪些有价值的启示，是否提高了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通过这一环节，学生完成了将所学法律知识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学习，使法律课教学达到了理想的教学目标。
近年来，伴随着高校扩招和大众化教育时代的到来，法学专业教育方法备受关注。传统的理论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法学专业学生的需求和社会对法学专业学生的要求。为此，法学实践教学方法应当在法学教学中占据更大比重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其中，模拟法庭、诊所法律教育、法学实验教学在现阶段发挥的显著作用已为法学教育所关注。在法学实验教学方法中，一种新形式――判例分析方法是学生既熟悉却又未曾全面接触的方法，但对于学生而言，这种方法是学生获得法律经验的重要途径。19世纪末，哈佛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曾推广以案例教学和学习上诉法庭的判例作为将推理应用于法律学习的方式。作为一种法学专业教学方法，它以法院的真实判例为讲授内容，培养学生自主分析案件的能力。从更准确的意义而言，兰德尔开创的法学专业教学方法是一种案例教学方法，与判例分析的法学实验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案例教学通过分析与推理上诉案件中的司法意见、对特定案例的分析推导出一般的运用原则。它对于学习法律分析与推理是一种有用的方法，但它很难让学生学到律师的其他技巧如解决问题、事实调查、交流、辩护、谈判、诉讼等[1]。
在法学专业中开展判例分析实验教学方法适应了我国法律发展的趋势，符合了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判例分析的前提是法院的判例，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在十年前它还是法学教学的稀罕物，随着最高院《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的，法院判例将以每日数以万计的速度呈现于众人面前。通过网络公布判例的方法经历了漫长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下级人民法院在解决案件中遇到疑难问题，为保证司法统一，可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就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做出批复，下级法院依此批复做出判决，但并不直接引用此批复。这种批复下发全国各法院，各级法院必须参照执行，因此，具有法律效力。第二阶段，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年创办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及时批复、解释并公布经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通知进一步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公报》，目的在于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也往往编辑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教学、研究单位也编辑出版供教学、研究使用的案例等。第三阶段，《民事诉讼法》和最高院《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早在2003年北京市三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方面的所有判决书，一般公民都可以登录北京法院网（）进行查询。这是北京市法院落实司法为民50条推出的又一项新举措。《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根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2014年1月1日起，全国法院的判决书将全部上网向社会公开。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为公众设立裁判文书查阅室，公民可凭身份证查阅。
在网络大数据时代推动下，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使得法学教育迎来了一个契机。无论是教学者还是学习者，再也不能静守在法学精深理论的书屋里埋头钻研，它将人们的视野迅速卷入到法院判例的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去，在这些判例中发现法律，学习法律。当然，对于法学教学而言，以法院判例作为教学的途径本身就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实验。人们已经看到了判例公布带来的兴奋与激动，但面对判例的一片，又似乎有些彷徨。究其原因就在于，至今还没有一个针对法院判例实验教学的规范文本。甚至可以说，至今还没听说一所高校能够将它作为一门规范的课程纳入到教学中来。因此，在探索中前行就必要存在挑战。
判例教学方法通过研究判例来掌握法理与法条，通过研究判例培养学生像法官、检察官、律师那样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很多国家在应用型法学研究中采用了这种方法。例如，在日本的法学界，广泛地存在着判例研究会这样的教学和研究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为东京大学民事法判例研究会，其开设的民法判例研究课程为4学分，时间为一年，主要的上课形式是研讨[2]。
对判例的研习与对法学理论的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学习法律理论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实践，判例作为法律实践的重要部分，理应需要充分的研习。一方面，通过判例分析可以学习裁判中所蕴含的法官的思维过程;另一方面，裁判是对法律与现实最好的结合，通过对判例的学习可以弥补法律理论知识的僵化与滞后性带来的不足。同时，判例一般要比理论容易理解，在具体的运用中学习理论知识是学习法律的最好方式。
每一个判例都是由诉讼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组成的，许多案件纷繁复杂，如何准确认定事实，需要有很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判例反映的事实，是经过谨慎分析、提炼概括的，通过阅读判例，可以逐渐提高对诉讼事实的认定能力。特别是通过判例分析可以对法律事实之外的日常生活经验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加以深入分析。诉讼的核心是证据，判例将案件所有的证据集中展示在公众面前，这就给证据分析提供了良机。最后，从法律关系入手分析判例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对相关的法律知识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判例教学方式大大提高了学生掌握案件事实的能力、分析案情的能力、分析和使用证据的能力和查找法律依据的能力。
在判例教学的过程中，判例的意义并非只是为学生树立诠释法律的范本，法官在解释一种法律规范的含义时，或者对某种事实的认定过程中暴露出的法律思维路径时，有可能与课本中的知识不相一致，这样便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大胆地提出质疑，进而寻求答案。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法律思维能力。判例是最容易促使学生接近法律思维的领域，因为判例取材于现实，生动鲜活，藏于判例之中的知识易于被学生领会和接受。所谓法律思维实际上主要是依据法律的思维方式，判例融合了诉讼事实和法律依据，融入了法官对法律问题睿智的思考，因此，通过判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法学学生学习的目的并非简单地对某个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而是获得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通过判例分析教学，可以使学生理解某一具体案例当中的价值的冲突过程，理解法律判断的决策过程，产生对法律制度、法律价值和法律思维模式的认同，这对于创新性法律思维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在判例研习当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进行互动式的讨论，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此外，判例分析法律实验教学还可能对司法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矫正地方不同法院的偏颇做法，为立法提供理论论证的基础等。
实验本身存在多元的目标体系，在培养法学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的根本目标下，努力创造模拟法律事务环境、建立真实的法律服务平台、创造法学学术研究平台、提供理论教学辅助平台和开设师生互动平台等。判例分析法学实验教学主要想达到以下五个教学目标：第一，案件事实的叙述和分析能力。第二，法律关系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第三，证据运用能力。第四，文书写作能力。第五，批判性法律思维能力。当然，这种教学方法并不期望所有的学生都能实现这五个教学目标，而是其中的两个或者三个或者更多。总的说来，判例分析法学实验方法可以在增进法学知识、提高法律技能、培养法律思维等方面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判例分析虽然是对既有问题的讨论，但是并不预设标准答案。学生通过讨论的方式集思广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大大促进了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的提高。
鉴于判例分析法学实验教学的重要意义，在各高校时机成熟之时应当将其列为一门课程，特别是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资格的学校，将其列入课程更显得十分紧迫。在教学内容上，主要包括案例的选择、判例阅读技能、法律关系分析、证据事实分析和判例分析报告撰写等。
判例的选择应以中国司法当前的问题为中心，以典型判例为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和《中国民事审判》等上的典型案例，以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站上公布的判例都是可以研究的对象。在选择案件的时候，应在开课前一学期提前确定并公告，同时初步确定判例分析小组和指导教师。小组成员最终提交的判例分析报告，其内容包括案情介绍、各审判决、法律依据、裁判要旨分析、制度梳理、比较法研究、法律问题和法学理论探讨、总结等方面。鼓励具有创造性观点的报告。是否具有创新性主要在于判例在筛选时，因此，报告的主要的功能在于理论研习和制度梳理，并不以创新为目的。实际上，没有坚实的法律理论功底，没有融会贯通的分析能力，这种学习是很难完成的。这一教学过程可以通过教学周的安排和关键步骤上通过文件的形式进行指导，教学过程具有很高的可控性。
判例分析法学实验教学主要采取的教学方法是分组讨论、当面指导和报告形式，这种方法是实验教学的主要方法。分组讨论主要使学生能够形成一个团队，在各自学习的基础上交流分享学习经验。一般适合2到4人的小组，指定一名组员为主报告人。当面指导主要是在判例之后，小组成员开始判例的准备工作之后，具体内容有介绍案情、分析法律关系、阐述法律依据、分析裁判要旨和证据梳理等。教师在指导的过程中主要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倡议性的询问，并加以记录询问过程。最终由主报告人在教学总结会上作判例报告，介绍判例研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
判例分析报告是判例分析法学实验教学的最终体现，在这份报告中融汇了学生整个判例的学习精华和教师的指导观点。对该报告的评估结果体现了判例分析教学效果的高下。另外，判例分析法学实验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过程性评估，其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指导过程中所记录的讨论内容以及最终主报告人作判例报告的讨论过程。当然，与以往的一次性考核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过程性考核的教学效果并不能通过一张试卷、一份报告获得，必须由多次、不同阶段的成绩评估组成。
以哈尔滨理工大学判例分析法学实验教学实践为例，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在整个法学实验教学实践样本中主要含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在进行法学实验教学之前，需要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拟定教学大纲，以及安排教学日历和教学评估标准。只有完善的教学规范才能保证法学实验教学能够按照预计的目标达到预期的效果。哈尔滨理工大学判例分析法学实验教学的教学目标是将诉讼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通过真实判例的研读、解析和反思，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掌握和熟悉法律适用、证据适用等技能，巩固学生所学理论知识，加深对各理论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的理解，培养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法律职业素养。学生通过本实验课程的系统学习，能初步掌握法律适用的方法和规律，掌握诉讼中事实与证据的相互关系，以及证据的运用方法，从而为其参加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奠定基础。
教学设计按16周，每周安排4学时进行。第1到2周进行判例查找和检索方法的讲授和训练;第3到4周进行判例阅读方法的讲授和训练;第5到6周进行判例法律关系分析技巧的讲授和训练;第7到8周进行判例证据链条以及律师、法官对事实与证据运用技巧的讲授和训练;第9到10周进行判例证据认定与法官心证的讲授和训练;第11到12周进行判例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训练;第13到14周进行判例分析方法的讲授和训练;第15到16周进行撰写判例分析报告的方法和训练。
在教学评估上，采取过程性评估方式，即通过判例文本的检索、阅读、证据分析等平时表现给予成绩，最后提交一份判例分析报告。平时成绩和判例分析报告各占50%。
在讲授之前，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查找教学判例。首先海选判例主要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公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编撰的指导性案例丛书。其中有部分案例可以采用法律诊所已经结案的案件。不适宜采用并未有判决的社会热点事件，那样达不到法学实验教学的目的。
然后，精选的判例主要是有教学针对性的判例，如判例阅读训练可以使用篇幅较长，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的判例;判例证据运用则宜采用证据种类较多，认定过程复杂的判例。
判例分析法学实验教学应采取教师评估和学生自我评估方式，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提出教学建议。教师从关注学生的积极性、法律思维的过程、技巧的掌握熟练程度以及所提交判例分析报告的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需要注意的是，判例法学实验教学的教师应当是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学校也应当提供必要的实验室等硬件设施。另外，实验指导教师的工作量计算问题，还有待于在教学实践中评估数额。
[1]李俊刚，尚淑敏.社区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