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的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责令汇丰公司：1、拆除临街部分的5至9层，并罚款192000元。2、拆除108号院内地面8至9层，并罚款182400元。汇丰公司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哈尔滨市规划局处罚显失公正，对市规划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量。具体判决内容为：1、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中第一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撤销第二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2、维持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第一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维持第二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3、变更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对该楼的拆除部分，变更部分为：该楼第七层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3/2支撑柱；第八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4支撑柱；第七、八、九层电梯间予以保留，电梯间门前保留一个柱距面积通行道。对该违法建筑罚款398480元。
市规划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诉讼的结果，而是法院作出判决的法律推理和理由说明。
从本案所涉及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来看，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等不利决定时，或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审查时，是否坚持依照法律原则、精神和具体法律规范，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对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司法机关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相关争议的妥善解决，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积极作用。
从本案的具体情况入手进行法律分析，不难看出，本案涉及比例原则、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信赖保护等行政法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这些原则在本案所涉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判决中均有相当的体现，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上述行政法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价值。下面，本文就将结合该案，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比例原则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它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的判决书中，对其作了简短而明晰的阐述。下面，笔者结合此案例予以论述。
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汇丰公司不服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作出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表述：“……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上即为比例原则的直接表述，虽然简短，却极具价值。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尚未见到有关比例原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意味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不过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与具体的个案相结合时，其重要性愈加凸显。
比例原则意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应当处于适当的比例。比例原则源于德国，并且借由联邦的判决，将此原则概念化与体系化。依照一般通说，比例原则至少包含三部分——适当性原则（Geeignetheit），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以及狭义比例原则（Verhltnism bigkeit im engeren Sinne）： [2]
适当性原则是指所采行之措施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并且为正确之手段。即是说，在目的——手段的关系上必须是适当的。 [3]这个原则是一种“目的导向”的要求，德国联邦认为，即使只有部分能达成目的，也算是符合该原则的要求。 [4]
必要性原则是指在适当性原则已获肯定之后，在所有能够达成立法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对人民之权利“最少侵害”的方法。本原则因此也可称为“尽可能最小侵害之原则”。 [5]本原则是在一目的与数手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考虑及评估：1、这些手段可否同样程度地达成目的？2、这些手段中，哪一个（或几个）皆能予人民权利“最小之侵犯”？此外，该原则亦广泛使用于行政权力之拘束方面，如果予人民“负担性行政处分”（例如命餐厅限期改善卫生）而同样可达成行政目的时（如维持饮食卫生），则不可处予“撤销性处分”（如撤销该餐厅之营业执照）。 [6]要求采取“最温和手段”的必要性原则是源于德国的警察法理论。魏玛时代的行政法学者F.Fleiner就有一句名言“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 [7]狭义比例原则则是以“利益衡量”的方式，衡量“目的”与人民“权利损失”两者有无“成比例”。在德国联邦判决及文献中最常见的是“手段不得与所追求之目的不成比例”（ein Mittel dürfen nicht auβer Verhaltnis zu den angestreben Zweck stehen）。[8]在联邦判决及文献中所描述的所谓“手段与目的之追求的比例关系”必须是“适当”（angemessen）、正当（recht）或理性（vernüftig）、均衡的。 [9]
针对比例原则的上述三个构成原则，有学者提出了“二分法”理论。学者P.Lerche将广义的“比例原则”定名为“过度禁止”原则，其有两个构成原则——即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Lerche认为“必要性原则”是在诸多“可能”（即“适合”达成目的手段）中，仅能选择造成最小的侵害者之原则。因此，Lerche的“必要性原则”在实际的运作中，包含了“适当性原则”的功用。 [13]但绝大部分的德国学界及宪法裁判均采用广义的“比例原则”，而很少使用“过度禁止”说。 [14]
在一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中，对比例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1994年）第三章第三条规定：“1、在某个法律未做限制性规定，或者对该权力的行使未做限制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制作命令仍然应当考虑直接相关的利益。2、某个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 [15]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五条“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第二款规定：“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 [16]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比例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的行政法学者近年来对于比例原则已有一定的关注。如在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中，将比例原则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比例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17]并进一步指出，比例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法律部门中的“帝王条款”。 [18]笔者认为，鉴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其作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具体运作方面，应予以较多关注。
在比例原则的应用方面，有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当作司法审查的标准，可表现在其限制“立法权力”及“行政权力”两大范畴。即是说，可以以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及“行政裁量”的限制，来分别进行讨论。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对立法目的性及必要性的审查、对立法“比例性”的审查，要求立法者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应当作一个“利益衡量”，使人民不致遭到“过度”的侵犯。而比例原则对行政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依据比例原则对行政权力作“目的上”及“手段上”的审查，例如，达成同样目的的手段是否仍有“较温和”之手段？考量各种客观因素，行政权力之侵犯是否“过度”？ [19]也有专家认为，比例原则应当确定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具体内容包括：“目的实现原则，即行政机关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目的一旦实现，则应停止一切强制行为。最小侵害原则，即凡是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先用最轻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避免给相对人造成损失。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以必要为限，由轻到重依次进行，优先选用较轻的强制措施和间接强制措施。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均衡原则，行政机关在选择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时，应考虑兼顾社会公众利益及个人利益。” [20]还有学者则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程序性原则和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前者包括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后者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 [21]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是贯穿立法、执法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司法机关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行政行为在目的及手段上，应充分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采取适当的手段，使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得以避免或降到最低限度。虽然目前我国法律中对比例原则尚无明文规定， [22]但我国的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最近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等等。由此可见，法律的宗旨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一方面，对其合法行为加以维护，确保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对其违法行为加以纠正，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使其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保障。而比例原则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法律案例、积极有效的作用。因此，比例原则既符合前述诸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精神，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有力保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比例原则使相关的立法目的得以在行政行为的具体运作中实现，它使得法院、其他有权机关及整个社会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更为具体、细致和富有针对性。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论述：“……诉讼中，上诉人提出汇丰公司建筑物遮大街保护建筑新华书店（原外文书店）顶部，影响了中央大街的整体景观，按国务院批准的“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关于中央大街规划的原则规定和中央大街建筑风貌的实际情况，本案可以是否遮挡新华书店顶部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原审判决认定该处罚决定显示公正是正确的。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虽然减少了拆除的面积和变更了罚款数额，但同样达到了不遮挡新华书店顶部和制裁汇丰公司违法建设行为的目的，使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符合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对中央大街的规划要求，达到了执法的目的，原审所作变更处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述，维持原判。……” [23]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份判决书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比例原则”，但事实上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结合具体案情对“比例原则”进行了阐述，并明确指出，处罚决定“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已明确表述了比例原则的核心涵义。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显失公正，因为它“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即是说，它违背了“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侵害”的原则。就本案而言，主要是指行政处罚决定中要求行政相对人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在这里，我们需要再审视一下被最高人民法院所维持的一审判决书。
在一审判决书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被告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被告所做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被告规划局在1994年11月28日下达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时，汇丰公司建楼已达7层半。1996年3月5日下达停工通知书时，该建筑已主体完工并开始装修。规划局没有依法履行职责bd体育，造成既成事实，给处理增加了难度。鉴于该案原告汇丰公司建楼系违法建筑，被告处罚显失公正，对规划局具体行政行为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一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 [24]其判决内容主要是对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作了部分维持、部分撤销，并作出相应的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 [25]
从上述一审、二审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本案中，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其判决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比例原则作了表述，并依照该原则对本案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判决。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行政机关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行政相对人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作出这样的阐述，对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合法、适当地行使职权，对于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十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将该判决看作是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开端。虽然比例原则的最终正式确立还需要在法律中（如行政程序法）作出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无疑对比例原则的最终确立将起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比例原则的运用并不局限于行政处罚方面，它在行政立法、行政强制执行乃至司法审查等方面都应当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运用。比例原则能够有效督促行政立法者依法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选择出既能确保行政目标的实现，又对相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侵害最小的最优立法方案；比例原则能有力制约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强制行为，促使其采取适当的处罚方法或执行手段，使行政相对人权益所受的侵害降到最低限度。比例原则同样也有助于司法机关能够作出合理判断，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行为或显失公正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格监督，以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适当。
过罚相当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26]那么，它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比例原则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过罚相当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所科罚种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既不轻过重罚，也不重过轻罚，避免畸轻畸重的不合理、不公正的情况。 [27]要做到过罚相当，应当全面了解、掌握有关违法行为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的材料、证据；正确认定违法行为人相应违法行为的性质；正确选择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罚相当原则不仅是行政处罚适用或实施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行政处罚设定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28]
可见，过罚相当原则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而如前所述，比例原则则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等各个领域。德国学者毛雷尔就指出，比例原则主要适用于负担行政行为（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公民的法律效果为标准，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的作用对关系人不利，可能是对其权利的侵害，也可能是对其优待申请的拒绝），除此以外也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广义的比例原则产生于法治国家原则，它不仅约束行政，而且约束立法。另外，该原则可用于一般性确定基本权利的界限，即作为个人自由请求权和限制自由的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要求适用。 [29]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也要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尽量减少对其造成的侵害，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行使处罚权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取相应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充分考量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即是说，过罚相当原则是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而比例原则的运用一方面不限于行政处罚领域，另一方面，它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体现不仅包括过罚相当原则，还包括对处罚种类和幅度、对与相对人违法行为相关的各种主法律案例、客观因素、以及对相对人权益的全面衡量，以求采取最为适当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而过罚相当原则主要还是侧重于对违法行为本身和相应的处罚种类与幅度两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的确立必然要求在行政处罚中贯彻过罚相当原则，但比例原则的涵义更为广泛。就本案而言，法院在认定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系违法建筑，应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相对人的权益，对哈尔滨市规划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了相应的变更，包括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尽量减少了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这既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更是直接运用了比例原则所确立的核心内容。
总之，比例原则在制约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所作判决必将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们的深切关注，这份行政判决书恰如一部鲜活的素材，为中国学者对于比例原则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在本案中，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哈尔滨市规划局先后作出的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下文的列表中将有详细介绍），那么这些处罚决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否同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相抵触？进一步讲，行政主体的此种做法是否违背了信赖保护原则？这些都涉及行政处罚中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将结合本案案情，围绕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及信赖保护原则进行阐述。
众所周知，行政行为成立便对相对人和行政主体等产生法律上的效力。一般而言，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30]所谓公定力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论合法还是违法，都推定为合法有效，相关的当事人都应加以遵守或服从。所谓确定力是指有效成立的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即非依法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和不可争辩力。即对于行政主体来说，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行为内容，或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行为；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不得否认行政行为的内容或随意改变行为内容，非依法也不得请求改变行政行为。所谓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成立后，其内容对有关人员或组织所产生的法律上的约束效力，有关人员和组织必须遵守、服从。所谓执行力是指行政行为生效后，行政主体依法有权采取一定手段，使行政行为的内容得以实现的效力。 [31]
日本学者盐野宏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具有公定力、执行力、不可争力、不可变更力等。他认为，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即处分厅自己不能变更时，该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行政厅不能作出与此相反的行为时，该行政行为具有实质性确定力。他进一步指出，从广义上解释不可变更力时，包括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权的限制。即当行政行为赋予相对人利益时，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观点来限制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 [32]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处罚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必然也同样具有上述的四种效力，即是说，行政主体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处罚。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行政主体如果改变或重新作出行政处罚，也必须要基于法定理由和依照法定程序而为，不得随意改变。即是说，这里又涉及行政行为的撤销问题。
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在其具备可撤销的情形下，由有权机关作出撤销决定后而使之失去法律效力。行政行为撤销的条件主要有：1、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缺损。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某种行政行为如果缺损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要件，行政行为就是可被撤销的行政行为。2、行政行为不适当。所谓“不适当”，是指相应行为具有不合理、不公正、不符合现行政策、不合时宜、不合乎有关善良风俗习惯等情形。行政行为撤销的法律后果有：1、行政行为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撤销的效力可追溯到行政行为作出之日。2、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主体的过错引起，而依社会公益的需要又必须使行政行为的撤销效力追溯到行为作出之日起，那么，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一切实际损失应由行政主体予以赔偿。3、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相对人的过错或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共同过错所引起的，行政行为撤销的效力通常应追溯到行为作出之日。行政主体通过相应行为已给予相对人的利益、好处均要收回；行政相对人因行政行为撤销而遭受到的损失均由其本身负责；国家或社会公众因已撤销的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应由行政相对人依其过错程度予以适当赔偿；行政主体或其工作人员对导致行政行为撤销的过错则应承担内部行政法律责任。 [33]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但第55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四）违反本法第十八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可见，法律禁止对行政处罚行为作任意变更。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案的情况。下表中将列明本案中涉及的三份行政处罚决定及一份相关文件。
处罚主要内容：限期补办手续；处理好四邻矛盾，出现问题自负；超建面积罚款处理；罚款额83580元。
处罚依据或理由：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中，被处罚单位与建设单位不符。
处罚主要内容：将超层部分拆除2层半，保留3层；保留部分予以罚款，重新办理审批手续，补交各种税费。（此决定因同利公司向规划局申明不是建设单位，不接受处罚，致使该处罚无法执行。）
处罚依据或理由：工程违反了《城市规划法》第29条、第32条，和《黑龙江省实施办法》第23条。依据《城市规划法》第40条和《黑龙江省实施办法》第41条作出决定。
处罚主要内容：对临中央大街部分所建工程的处理：拆除地面5至9层，其余部分罚款保留，罚款192000元。对中央大街108号院内所建工程的处理：拆除地面8、9层，其余部分罚款保留，罚款182400元。
可以看出，在该案中，实际一共有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包括：（1994）第002号、（1995）第018号、（1996）第1号。其中，（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哈规土（1995）第36号文件以其“存在被处罚单位与建设单位不符”为由而予以撤销。（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未能实际执行，因为“同利公司申明不是建设单位，不接受处罚”，这不禁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行政处罚行为毕竟是具有执行力的行为，倘若处罚决定的内容出现错误，也应当依法定程序予以纠正。而本案中，在（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下文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份行政处罚决定，即（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则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与上一份处罚决定又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从理论上讲，在（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规划局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又再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在程序上存在着重大的瑕疵。
同时，笔者注意到，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该决定（即（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严重影响了中央大街景观’法律依据不足、处罚混乱、不严肃。……” [34]但在法院的最后判决中，并未指出对该“混乱、不严肃”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予以撤销，其判决内容直接针对的是（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在这里，（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成了“被遗忘的”决定，而该份行政处罚决定出现“混乱、不严肃”的原因及相关责任的承担也就易被忽视。
总之，在本案中，就哈尔滨市中央大街108号改建商业服务楼这一事实，同一行政主体先后作出三份内容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其中的撤销、变更程序并不清晰。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5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这一规定，一方面缺乏行政机关对错误的行政处罚加以“改正”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包括主体、时限、以何种形式作出及相关责任的承担等；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机关自行改正错误的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对于行政处罚的撤销、变更，相关法律应作出更为细致、全面的规定。
如前所述，本案中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先后出现了三份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这就必然涉及行政处罚中另一个重要问题——“一事不再罚”。“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对相对人的某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如罚款）处罚，或者说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一种行政法规范时，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一次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解决的是行政实践中多头处罚与重复处罚的问题。 [35]该原则的例外包括：1、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多个行政法律规范，则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2、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既违反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又违反相应的刑事或民事法律，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民事责任，也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持续行为、屡犯行为的处罚也不应受该原则的限制。 [36]
在本案中，规划局针对汇丰公司在哈尔滨市中央大街108号改建商业服务楼这一行为，先后作出内容不同的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且其中撤销、变更关系并不明确，比如“被遗忘了的”（1995）第018号处罚决定，这也在事实上有违“一事不再罚”原则。
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其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笔者建议在行政处罚领域中明确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这一方面利于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将有力地督促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制约其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这也就最终保证了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公法上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德国联邦有时认为其直接出自法治国家原则，有时认为其出自基本权。 [37]该原则同时拘束立法、司法和行政。依信赖保护原则，如国家行为罔顾人民值得保护之信赖，而使其遭受不可预计之负担或丧失利益，且非基于保护或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或因人民有忍受之义务，此种行为，不得为之。 [38]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有三个要件：信赖基础、信赖表现和信赖值得保护。因此构成信赖保护，首先要有一个令人民信赖的国家行为，即必须有一个有效表示国家意思的“法的外貌”（Rechtsschein）。 [39]应当说，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行政处罚即是信赖基础之一。而德国学说及判例认为信赖保护原则亦适用于法律生活上已无重大疑义地予以接受之行政惯例。 [40]因此，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受自身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约束。
在本案中，规划局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一再作出内容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也是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违反。而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对（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认定：“……该决定认定‘严重影响了中央大街景观’法律依据不足，处罚混乱、不严肃。经规划局批准在同处中央大街位置上的多处建筑均属高层，其高度与汇丰公司所建楼房高度超过12米性质相同。另有经批准而超高建筑给予罚款保留处理，还有未经批准而超高的建筑至今未作处理，规划局对在中央大街上的违法建筑存在同责不同罚的现象。规划局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规划局所作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 [41]
事实上，规划局这种显失公正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行为，“显失公正”更多的是违反该原则的一种结果和表现。鉴于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实践中起到的积极有效作用，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甚至在未来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中作出明文规定，以达到制约行政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 [42]
在中职学校中，《法律基础知识》课是一门非法律专业中开设的必修课，目的是通过学习该门课程，培养中职学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然而，《法律基础知识》的内容几乎覆盖了法学的所有主要课程，课时少，内容多，教好这门课程难度很大。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法律基础知识》课上合理运用案例分析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
1、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法律基础知识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中职学生的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培养学生将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的基本技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教材为依据，教师主要讲解教材中的理论和概念，学生把理论的理解和概念的记忆作为重点，导致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不知道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解决。
2、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上处于决对的主导地位，抑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在课堂是主宰者，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和学生形成互动，所以，课堂气氛平淡，学生对学习法律知识不能形成兴趣。在中职学校学生中开展法律基础知识讲座，不仅仅是要求学生掌握一些法律原则和规则，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将所学到的法律知识熟记于心，在以后工作生活中能够做到灵活运用。因此，要提高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效果，就必须要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中引入案例分析以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
1、选择的案例要恰当。 在课堂中引入案例分析离不开案例，案例素材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运用在课堂教学中，这就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上要有所甄别。要广泛的收集案例，搜集案例的渠道很多，可以从互联网、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新闻等等多种渠道进行收集。在收集好足量的案例后，对案例进行选择，选择案例一般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关联性，选择的案例要与将要讲授的课程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不能与讲授内容风马牛不相及。案例的案情要与所讲授的法律规则存在联系，使学生能够运用讲授的法律规则、法律原理对所选案例进行分析，能够在对案例进行分析的同时掌握相关的讲授内容。二是适当性，即所选案例要通俗易懂。毕竟在中职学校学生中普及法律知识，其目的不是要让这些学生成为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因此在选择案例是要选择相对容易一些的，能够使学生在分析案例的同时掌握并理解所讲授的法律知识。三是现实性，即案例的选择要贴近现实生活，选择的案例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进而使学生认为法律知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能够用的到，增加学习兴趣，减少学习法律的枯燥乏味感，从而有利于学习知识的掌握。
2、在自己对选定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可以要求学生做好提前准备，以便在课堂上形成良性互动。在课堂上运用案例分析之前，教师必须对案例作深刻剖析，把握好案例的关键点，要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相关问题遇到后如何解决，以利于课堂教学时有效地启发学生思路，增强学生灵活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运用案例分析能够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但如果学生没有事先准备，可能学生会存在跟不上讲课思路，从而造成不能与教师形成良性互动的情况，因此，学生的课前准备工作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可能从两个方面去做好学生的课前准备工作。一是课前布置案例，让学生预习相关法律知识。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课堂上又要讲授相关法律知识，因此不能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时间思考，这就要求在课前对学生提出预习要求，使学生了解案情，带着问题上课，从而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变成主动思考。二是布置的案例不要存在确定性的答案。在课堂中运用案例分析目的在调动学生的参与性，而案例本身如果答案唯一，则学生的观点一致，不能形成气氛热烈的讨论，进而使课堂不能活跃起来，学生积极性上不来，这就不能实现课堂中运用案例分析的目的。因此，在给学生提供案例材料时，一定要将案例结论部分隐去，允许学生自己充分分析，并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争论，从而给学生开辟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培养创新型的思维能力。
3、课堂上运用案例分析一定要组织灵活，可以采用多种组织形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讨论形式，这种形式是在传统的讲授基础上，将传统讲授与案例教学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课堂的前期专门讲授的基本法律理论。中间由教师引出案例，并让学生对案例进行针对性的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意见，调动学生主动发言，针对具体情况也可以引导学生思路，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允许不同意见的出现，允许不同意见的各方展开争论，进而调动课堂气氛。第三阶段由教师对案例分析进行归纳，由于学生真正参与了案例分析的整个过程，所以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讲授的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助于增强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可以采用模拟法庭对案例进行分析，这种教学方式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案件当事人，如法官、原告、被告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模拟审判某一案件来对案例进行分析。它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参与性，由于学生亲自扮演某一角色，全面介入模拟诉讼活动中，学生有切身感受，有利于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还可以采用电教化案例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已在各大中职学校中兴起，将案例分析制成课件，通过幻灯片、视听影像资料等形式演示出来，使案例形象、生动、直观展示在学生面前，进而使学生认识到日常生活中时常会遇到法律问题，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会大有裨益。例如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开办了法律类的节目，在每一个真实的案例播完后，都会有一些法学专家学者或是律师对案例进行点评，这类节目收视率都很高，在这类节目中选择与讲授内容相关的题材进行播放，在播放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无疑增加了课堂案例的生动性和实践性，最后教师再加以点评，进而使学生对讲授的法律知识进一步强化了概念。
总之，在法律基础课上运用案例分析，一定要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引入案例分析是为调动学生主动的参与教学活动，案例的选择一定要与日常生活存在紧密的联系，在灵活的组织形式下正确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主动认知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案例分析在法律基础课上的积极作用。
法学是一门理论研究性较深和实践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它要求教学者必须以深厚的法学基础理论和严谨的法学逻辑思维为基础，深入浅出并条理分明地将法学知识传授给学习者。高校的法学教学工作是以培养法学研究型人才和法律实务工作者为首要任务，并附带完成传播法学知识和提高社会法律意识的次要任务。为此，教学方法的精心设计和有效运用对于提高法学课程教学质量和实现教学目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完成法学教学任务成为法学课程教学人员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法学教学方法主要分为两类，即以讲授法为主要形式的大陆法教学方法和以案例分析为主要形式的英美法教学方法。[1]
1.讲授法。讲授法主要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要方式，辅之以问题解答、阅读辅导和论文写作指导，并以学生是否完全接受教师课堂讲授的知识作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教学方式。[2]其课堂讲授内容多以系统的介绍整个法律制度结构为主线、详细讲解法律概念、性质和特征等基本法律知识，因而这种教学方法通常具有四个明显特点。（1）讲授法注重法学知识讲解的系统化和体系化。系统化和体系化是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成文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避免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和保证法律体系内部逻辑性的统一。因此，教师在以讲授法为主要教学方法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系统地讲解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和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这样的讲解更有利于学生们系统地了解法律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2）讲授法注重法律素质的培养和法律精神的传播。法学教学是以培养法学研究型和实务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因而法律规范的学习和分析，法律价值的理解和判断，以及法律精神的领会和传承应成为法学教学的主要内容。而这些教学内容的实现不仅有利于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法律精神的弘扬和传承。（3）讲授法注重教学者理论功底的加深和法律素养的提高。法学教学过程主要是教师对法学理论和实务知识的讲解和分析，指导学生依据法律逻辑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整个过程完全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过程。因此，教师理论功底的深厚和知识广博的程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教学的质量和任务的完成。（4）讲授法注重课堂教学形式的采用。这种方式对教学环境和物质条件的要求不高，可以在教师数量不足和法律实践场所不足的情况下开展，有利于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3]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法学的发展，传统的讲授法已经很难单独应对学生们获取知识的渴望和社会对法学人才的要求，讲授法的劣势逐渐显现。例如：讲授法过于强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忽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2.案例分析法。为应对讲授法的弊端，案例分析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讲授法的不足。案例分析法是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学方法，其逐渐受到各国高等学府的重视并应用于法学教学实践之中。该方法是通过分析和研究现有案例，指导学生将法律规定适用于案例的解决过程，从而使学生掌握案例分析、逻辑推理和法律适用的技能。其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1）案例分析法是以案例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该方法要求教学活动紧紧围绕案例展开，进行介绍、分析、讨论和讲解。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地让学生在案与法的融合中感受和理解法学理论的含义和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并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文本解决具体案例。（2）案例分析法强师的主导地位和引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应体现在教学策划、案例选择、信息提供、课堂组织和讨论评判等一系列活动中。同时，教师还要注意引导学生了解案情、评论案情、共同讨论和相互辩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自发地和自愿地参与其中。通过上述的引导行为和激发行为帮助学生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案例分析法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学生在整个案例教学活动中自主完成案情讨论、案情分析、法律思考和法律适用等活动，而教师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予以细心的指导，并引导学生顺利完成案例分析和得出正确的结论。（4）案例分析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际能力是案例分析法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重点培养学生理解法律、适用法律和评价法律的认知能力，分析判断和归纳总结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陈述观点，解释缘由和观点论辩的语言表达和书面写作能力。然而，案例分析法同样具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①案例分析法过度侧重于案情分析和法律适用，忽视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其结果只能是学生学会依据法律推理得出案件可能的裁判结果，但是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和法律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则很容易被学生所忽略。②案例分析法在实践中还依然是讲授法的辅助手段，案例只是理论知识讲解后的辅解释工具而已。对此问题，许多学者建议将讲授法与案例分析法有效结合，使学生在理解法学理论的同时学会分析案例和法律适用技能，这样做既兼顾了理论学习又兼顾了法律实践。然而，如何很好地运用这一混合方法一直是学者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对此，逆向教学法的出现为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逆向教学法是美国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专家Grant Wiggins和Jay MacTighe于1999年率先提出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该教学方法是从教学目标逆向入手，依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和开展教学活动，最终指导学生完成教学目标的方法。换句话说，课程只是实现既定学习目标的手段，而教学则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定主题，使用特殊资源，选择特殊学习指导方法，最终达到既定学习目标的过程。在具体教学中，逆向教学法不是由理论讲解到案例分析的顺向教学方式，而是先引入案例分析再进行理论讲解的逆向教学方式。其教学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1）明确预期的教学目标；（2）确定教学目标需达到的证据；（3）设计和开展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
1.逆向教学法的优势。（2）逆向教学法首先进行的案例分析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这种教学法要求教师必须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精心地选取典型法学案例，并为之后的案例解析所需理论的学习奠定实例基础。那么在这一阶段，学生的法律学习是以了解案例具体情况为主，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并形成基于理性判断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可以享受美好的探索乐趣，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在伦理、道德和法律之间迂回游走，在快乐的探索中完成理论学习的铺垫工作。（2）逆向教学法鼓励学生基于各自的判断依据展开讨论，相互攻辩，在激烈的交锋中辨别是非曲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学生们通过讨论和辩论发现各自观点的不足，在相互学习中逐步提高对案情所涉及法律知识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同时，相互探讨和相互辩论会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热情和渴望获得线）逆向教学法有利于教师通过启发式和探究式的讲解帮助学生解开谜团，帮助学生把对案情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理解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在这一阶段，教师需要将分析案例所需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予以详细讲解，使学生们能够将自己原有的认识与这些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相比对，从而理解法学理论的含义和法律规定的合理性，最终实现法学教学的预期目标。
2.逆向教学法的运用。逆向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可借《民法学总论》课程为例加以解释。例如：教师准备讲授公序良俗原则时，可以依据这个教学目标选取一个现实的并且社会争议较大的案例，并将详细的案情提供给学生，使其对案情有所了解。然后，鼓励学生们进行思考和讨论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和法律规定的问题，并让学生将形成的观点予以表述。那么，当不同的观点出现后，学生们自然会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观点进行反驳。当然，如果在对方观点依据充分且分析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学生也会认可和接受不同观点。这就由自行探索和学习的阶段进入到相互学习的阶段。最后，教师可以就这个问题认真讲解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结果。之后，顺势引出公序良俗原则，通过解释该原则的含义明确指出虽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予以禁止，但其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的基本要求，因而属于违法行为。
逆向教学法是一种与传统教学方法在设计方式上相逆的教学方法，其强调以教学目标为起点和归宿，视教学为目标达成的手段，致力于对教学思路的核心环节进行改进和创新。如果探究该方法的本质，逆向教学法实际上是传统教学方法中讲授法和案例分析法的结合，是一种混合教学方法。只不过这种教学方法将教学过程的顺序由传统教学的顺向教学转变为逆向教学。其由教学活动的终点起步，基于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过程的设计，合理安排案例分析和理论讲授的过程和阶段。在以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过程中，实现学生自主参与和主动求知，最终全面掌握法学理论和实务技能。
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较为显着的教学特点,与以往案例实践性教学法不同的是,需要法学教师事先选择出法学案例中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点和基础知识,经过系统性的分层设计,引导广大学生开展更为深层次的分析和讨论。第一,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展现法学案例逆向性的特点。[4]从法学教育教学的完整过程来分析,“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逆向性”的充分体现。法学教师在向广大学生解释说明法学案例的同时,没有采取一股脑将法学案例的案件情况和盘托出,而是坚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将法学案例从简单到复杂的介绍给广大学生,将法学案例的真谛逐渐展现给全体学生。第二,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法学案例分析和讨论融合性的特点。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法学教师针对已经选取的法学案例,开展逐层推进和逐步逆推的方式,从简单的法学案例情节,介绍到较为复杂的法学案例情节,充分激发全体学生参与法学案例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法学教师的科学的有效的适当的教育教学引导效果。通过采取设置不同的法学案例问题的真实情境,努力在法学教师与广大学生之间营造起一种平等对话的长效机制。在此期间,广大学生也可以积极运用已经掌握的各种各样的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教师提供的法学案例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情况,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法学案例的实际分析和讨论之中。[2]这样就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能够有效的促进法学案例案例展示以及法学案例分析和讨论等环节之间实现有机融合的重要作用。第三,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在发现案例实践性教学的过程中,考虑到“逆推式”教学方式的影响,有可能实现法学案例展示时间前移性的现实特征。与传统发现案例教学不同的是,学生已经在“逆推式”法学案例教学阶段彻底摆脱了被动接受的传统状态,而是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双向交流,甚至在法学案例的分析和讨论阶段始终是以广大学生为主体的,法学教师的作用退而其次,双方之间完全是一种平等对话的交流方式和地位,促进广大学生能够圆满的完成整个法学案例“逆推式”的学习过程。对于“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来说,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将法学案例的环节进行“逆推”,进一步清楚的呈现在广大学生面前,与以往顺序呈现法学案例的方式不同,采用的是反向法学案例的展开方式,充分激发广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和引导广大学生开展积极的多层面的思考,不懂的地方鼓励学生随时发问,正确引导广大学生参与到法学案例的分析和讨论等诸多环节之中。[3]
综上所述,“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较为明显的独特优点,相比于以往的实践性的法学案例教学教育方式,更加具有教学互动、学生主动性发挥等诸多优点,可以进一步实现法学实践性案例教学中的启发式教学目的。[4]一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有利于尽快培养学生的律师意识,让学生从学习的角度中上升到法律从业者的高度。与以往传统的法学案例教育教学法过程中,更多的要求学生扮演法官的角色不同,在“逆推式”教学方法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错综复杂案情的能力和水平,从法律对抗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各种观点找到符合自己观点的地方,全面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判断和分析,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借助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法律的基本知识,对应的寻找出法学案例中涉及到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而确保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对于“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来说,将学生的定位放在接受当事人委托的位置,充当一名律师的角色。法学教师进行法学案例展示的过程就相当于当事人向律师述说案情的过程。鉴于当事人掌握法律知识水平的参差不齐,当事人对于法律案件的叙述往往存在反复强调等弊端,甚至有些情节对于案件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反而那些具有较高法律价值的内容被当事人所忽视。这就需要法律从业者能够从众多的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快速挖掘出对于案件推进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情况和基本信息。而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正是在这个方面对于学生的意识充分加强。二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有利于促进学生深刻理解法律知识。法律知识的记忆是一项比较复杂和长期的学习过程,也隶属于一种比较复杂的系统的心理活动历程,对于法律知识的识记主要包含着法律知识的识记、法律知识的保持、法律知识的再认、法律知识的回忆等诸多关键环节。其中,能够针对不同的法学案例及时实现法律知识的出现被称之为“再认”,能够对于以往学习过的法律知识进行重新回想被称之为“回忆”。[5]传统的法学案例实践性教学方法对于给定学生的法学案例的各种各样的资料,更多的是一股脑提供给全体学生,没有经过法学教师的精心筛选和提炼。大多数的学生仅仅是参照法学案例的案情发展情况和案情对比情况,充分结合自身日常在法律知识学习过程中已经掌握到的法律知识点进行分析和讨论。与此同时,在“逆推式”案例实践性教学方法过程中,广大学生获得的法学案例知识不仅仅是一些涉及法学案例的碎片般的各种信息,而是需要通过法学教师的循循善诱,从核心层向最外层层层逆推。三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有利于充分激发广大学生参与法律知识学习的浓厚兴趣,进一步增强法学案例实践性教学的显着效果。在传统的法学案例实践性教学之中,广大学生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启发和引导,因此在浏览法学案例的过程中,往往会感到没有头绪,此种情况就容易造成学生参与法律知识学习的兴趣处于下降的态势,更加对于法学案例的分析停留在表面上,没有能够实现更深入的目的。四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有利于促进广大学生的法律创新方面能力的培养。通过“逆推式”的教学,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培养发散性思维方式,学会一种跳出法学案例本身来重新审视法律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思路。能够充分灵活的借助已经掌握的法律知识,甚至完全超越出法学教师设定的法律知识范围,进而寻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法,培养起创新能力。
法律基础课是职业教育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对于学生知法、守法、用法,提高法律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是指老师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实施计划的要求,按照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通过在教学中适当地引入精选案例,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分析、讨论,使学生在浓厚的学习兴趣下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方法。这一方法重在启迪学生在观念的碰撞中理清思绪、独立判断、作出自主的选择,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找到答案,从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以学生积极参与为基础,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出现,能动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老师要善于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使学生真正成为主角,而不是把教学简单视为“老师灌、学生装”,把学生仅仅看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老师精心挑选案例至关重要。选取新近发生的、最好是学生知悉的案例能够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增加课程的吸引力。精选新颖趣味的案例,可以将法律基础理论融于日常事件中,做到趣味性和知识性相统一。为了增强学生对案例的感性直观,案例的呈现可以灵活采取多种方式:运用文字案例具体描绘案例的内容;运用多媒体技术生动形象地呈现案例;利用即时的刺激或环境制造真实的案例;学生自己表演案例等等。作为一种灵活生动的教学方式,案例教学的考核内容和方法较之传统大相径庭。法律基础课教学不是为了传授一成不变的真理,而是要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考核目的在于积极推动学生对法律原理、原则、规则的理解和运用。由于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有很多参与讨论、展现自己的机会,学生的考核成绩就应该结合平时讨论表现与课终考试成绩综合评定,而平时讨论表现应占相当分量。
从精选案例、呈现案例,到提出问题、组织学生讨论,再到老师总结评述,整个案例教学过程要以学生积极参与为基础,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案例教学中,老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课堂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引导者。学生不再是“听众”,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合作者、探究者。学生要在阅读、分析案例和课堂讨论或者辩论等环节中发挥主动性,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接受知识与运用知识主动探索并举。学生须运用所学的法律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教学案例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考、分析和研究。这样可以充分体现学生在法律基础课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有助于形成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型学习氛围。
2.以分析探讨案例为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传统的法律基础课教学中,老师在课堂上单纯地讲解概念和原理,学生往往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接受。老师课后布置一定量的练习,课终通过一次性考试来检验学生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程度,其结果往往是学生考前背书、考后丢书,平时不学习,“临时抱佛脚”。传统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学生的学习方法机械呆板,学习效率不高,而且压抑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远远不适应职业教育的要求。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情感共鸣的多少,直接影响学习效率的高低。如何解决学生学习的情感障碍,增强老师上课的吸引力,一直是法律教学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以分析探讨案例为主要形式,能有效推动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更好地掌握法律知识。一方面,通过开展案例教学,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使学生有针对性地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问题,达到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的教学目的,从而加深对相关知识的印象。另一方面,案例教学从生动有趣的具体案例中推演出结论,遵循了由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正是这种对案例的思考、讨论和评析,变抽象为形象,变枯燥无味为生动有趣,对学生加深理解所学理论大有裨益。
分析探讨案例主要取决于老师的严密组织和有效管理。①鼓励学生自主创新学习。学生通过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锻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辩论到结论,弄清案件事实的是非曲折,学会正确适用法律规范。②引导学生注重推理过程。所谓推理,既包括事实的推理,也包括法律适用的推理。案件的处理结论应当是缜密推理的结果,也只有通过缜密推理所导出的结论,才具有说服力。③培养学生把握案例关键点的能力。在分析探讨案例的过程中,要求学生注意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学会综合运用法律规则思考问题。在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中,以分析探讨案例为形式所营造的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与过去沉闷乏味的说教形成鲜明对比。学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研究,能真切感受所学法律知识的实际效用,从而积极吸收和掌握知识,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3.以提高应用能力为目的,增强学生的实践技能。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增强学生的实践技能,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职业教育以提高学生应用能力为目的,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为重点,因而特别强调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和塑造。案例教学重在营造逼真的情境,使学生充分感受工作岗位面临的实际问题,进入特定事件的角色,自主地分析案例并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思考、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生逐步实现知识向能力、素质的转化,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不离开教室的情况下拓宽学生的视野,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践经验。模拟法庭就是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一方式是由学生根据老师提供的案例材料,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被告、第三人、证人等,按照人民法院开庭的完整程序进行模拟操练。模拟法庭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测试,在审判实践中学生能将法律基础理论综合运用于实践。
在法律基础课案例教学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阅读案例材料,独立思考,调动自己的学识和才智,对案例进行细致的分析,通过思考、探究、讨论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一过程,也就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辨别是非能力、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等能力的过程。案例教学还要求学生主动参与案例的讨论,对案例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并进行课堂辩论,这对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十分有益。另外,在案例教学中,学生通过编写发言提纲、撰写案例分析报告能有效提高文字表达能力。老师在整个过程中画龙点睛地讲授,不是包办学生的一切,不是给他们留下圆满的句号,而总是留有一定的空间以启发学生思考,增强学生实践技能,为胜任未来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4.以拓展思维空间为途径,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指对事物间的联系进行前所未有的思考,从而创造出新事物的思维方法,是一切具有崭新内容的思维形式的总和。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创新思维表现为善于独立思考和分析,不因循守旧,能主动探索和积极创新。比如说,独立地、创造性地掌握知识,对问题系统的阐述,提出有一定价值的新见解等,均可视为学生的创新思维成果。创新思维总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发展起来的,而案例教学恰恰是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因此,案例教学无疑是启发学生创新思维的有效途径,能够满足培养创新思维的要求。案例教学一改传统教学模式中平铺直叙地灌输知识的方法,以案例为核心,围绕所要解决的问题,让学生通过一系列可行性答案的探讨,发展创新思维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对于职业教育学生来说,很多法律概念、术语比较抽象和枯燥,通过案例教学能增加学生对法律的感知印象,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法律理论和法律规定。在选取案例时,老师应有意识地通过一个案例贯穿多个知识点,实现教学内容的融会贯通。案例教学还要求学生在分析案例时,从大量的事实材料中仔细鉴别,把握案件核心,找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培养创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