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 3 月，孙志刚走在大街上，却被收容遣送，几天后在广州的一家精神病医院「猝死」。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在此之前，那里已经死了几十个人，没有人试图去弄清楚，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孙志刚的亲友和媒体记者，在屡屡受挫之后，仍然坚持不懈地追问、挖掘，最终将真相公之于众。如今，当我们上亿打工人在祖国大地上自由迁徙、自我调侃时，同样不能忘记这些追问：
2003 年暮春初夏，孙禄松的生活忽然就被谎言填满。谎言主要有两种类型，不管哪一种，都事关人命。
首先是关于他的大儿子，孙志刚。3 月 20 日，孙志刚的同学突然打电话给他，说孙志刚死了。
医院的护理记录上，白纸黑字写的是「猝死」。死因：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严格地说，那也算不上正规的医院，而是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前身是广州市精神病院。
孙禄松震惊了。儿子是大学生，怎么会被收容？他患有心脏病，家里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才 27 岁。
但除此之外，孙禄松一无所知。他给小儿子孙志国打电话，说他大哥在广州出了大事。他对妻子吴汉英说谎：「志刚得了『非典』，我要去照顾他。」
当天，孙禄松、孙志国以及其他几位近亲坐上火车，连夜从湖北奔赴广州。在火车上，孙禄松无法停止哭泣。警察上前询问，孙禄松老实说明了情况。
不会的，警察安慰他，如果真是你儿子死了，打电话通知你的会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怎么会是他的同学？
在当时，这些话一定给了孙禄松希望。他紧紧拽着这根救命稻草，以至于很久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仍能复述出来。
可是到了广州，孙禄松的希望破灭了。孙志刚在广州的室友成先生（化名）和另外几个同学，来火车站接他们。跟随这些朋友，孙家人来到的地方是殡仪馆。
孙志国看到自己的大哥躺在那里，一只眼睛到死了都没有闭上。他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同时也感到迷茫，「我们当时都太伤心了，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尸体一认，人都傻了。」
稀里糊涂，是孙志国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在大城市广州，他们人生地不熟；更糟糕的是，他们既没有文化，也没有钱，连公共汽车怎么坐都不清楚。
在老家，湖北省黄冈市幸福村，孙志刚是他们的骄傲。他是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几乎以全家人的命运为代价。
孙志国，为了让大哥上学，初二就辍学打工。他学做厨师，从 14 岁开始，他的世界就开始围绕着厨房。孙禄松，一个老木匠，靠给公园修建亭阁为生，一整年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块钱。吴汉英，一直种地，近几年她身体变差，经常流鼻血，农活便干不成了。为了让孙志刚完成学业，一个农村家庭欠债五万多。
1997 年，孙志刚考上武汉纺织工业大学，专业是艺术设计。家里人都高兴坏了，大宴乡亲，酒席摆了九桌，电影放了两场，村支书都来祝贺。
孙志刚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文化人，是全家的希望。孙禄松依然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孙志刚对他说的线 日，大年初六，孙志刚背上两包行李，准备去广州。他说要回报父母和弟弟，要买小车，买房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无论如何，要讨一个说法。也是从这时候起，孙家人就变成了皮球，被不同的人和单位踢来踢去。
他们先在广州咨询了一些律师。广州的律师一听，都不敢接这个案子。然后，他们跑去派出所、检察院、公安局……这些单位仍然让孙禄松感到稀里糊涂，「这里跑那里跑，被推来推去的，搞不清楚该怎么办。」
有一天，又是在外奔波一番之后，孙家人在饭馆吃饭。一个男人上前搭话，「你们是黄冈的？」
唯一一家收了材料的单位是民政局。收了材料后，民政局把他们踢给了卫生局。到了卫生局，那里的人又把他们踢给了医学会。到了医学会，他们建议去做法医鉴定。
「我们找了这么多部门，心灰意冷……当时真的没有信心，心想，人就这样冤死了？」孙志国不服气，可又无能为力。同时，他不得不让另一个谎言持续下去——母亲仍然以为大儿子还活着。每次打电话，吴汉英都会问：「你们喂他喝牛奶没有？喂他吃稀饭没有？」然后便是失声痛哭。
那么，孙志刚死亡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那深渊有多黑暗bd体育，才让一个又一个律师望而却步？
多亏了孙志刚的同学们——艺术系美 971 班的同学们，他们三次捐款，才让孙家人在广州坚持了下来。也多亏了这些善良的同学，正义的火炬才能被传递到记者手上。事实将再一次证明，调查记者与深度报道，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迷离的时代，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2003 年 3 月法律问答，也就是孙志刚出事的同一个月，《南方都市报》深度版成立。最初的七名记者里，就有陈峰和王雷。
陈峰，原本在《郑州晚报》担任副总编辑，他宁愿放弃高位，在《南方都市报》做了一名普通的深度报道记者。
三月底的一天，他在网上寻找新闻线索。在西祠胡同桃花坞版块，他看到一则简短的留言：有个来自湖北的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死了，家属正在四处申诉。留言的是一位姑娘，在北京读传媒专业的研究生。孙志刚只是她同学的同学，两人并无直接关系。
陈峰不是第一个看到这则留言的记者，为什么其他记者没跟进呢？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条新闻做不得，就算做了也不可能刊发。
陈峰不信这个邪。他立即向记者部主任汇报，问他能不能做。主任说，可以报道。于是，陈峰和王雷的战斗开始了。
王雷，和孙志刚同龄，27 岁。他感到自己和孙志刚有相像的地方，「我们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再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打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拼搏。」
在王雷的再次建议下，孙家人通过同学、亲戚筹集了 4000 块钱，决定去做尸检。
2003 年 4 月 3 日，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孙志刚的尸体正在被解剖。从他的身体表面看不出明显伤痕，但是，当法医切开他的腰背部，却发现皮下组织大面积出血，厚度达 3.5 厘米，面积约为 60×50 厘米，出血区域几乎覆盖整个背部。尸检人员又翻开他的肌肉，看到的都是黑色血块。根据法医解释，这说明孙志刚的背部曾遭受钝器暴力反复打击。而且，在孙志刚的两个肩膀和膝盖上，布有圆圆的黑印，直径约 1.5 厘米。尸检人员嘀咕了一句，这肯定是火烫的。
法医还检查了孙志刚的内脏器官，证实他并不是死于心脏病。终于，2003 年 4 月 18 日，孙志刚的真正死因重见天日。鉴定结果出来了，上面明确写着，「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一个真相揭示了，更多的谜团笼罩而来。是谁打死了孙志刚？为什么要打他？他为什么会被收容遣送？
但是，这种本该为节日带来欢乐气氛的糖果，曾经酿成导致二十多人死亡的公共卫生灾难事件。
这个悲剧的起因是一场意外。当时布拉福德有个糖果制造商，名叫 Joseph Neal，他经常往糖果中加入一部分廉价的石膏粉，用来替代当时价格昂贵的糖粉。在那个年代的英国，人们还没有食品安全的概念，往食物里掺假是非常流行的做法。
1858 年 10 月 30 日，Neal 派人去一名药剂师那里取石膏粉。但是那天药剂师身体不适，在店里休息，让年轻的助手 William Goddard 负责接待。然而，这个助手错将 12 磅（约 5.4 千克）的砒霜当成石膏粉卖给了 Neal。
接下来，这些原料被交给糖果师傅 James Appleton 加工成拐杖糖。Appleton 做这一行许多年了，经验丰富，他注意到这批糖果完成后外观有一点异常。而且他做完这批糖果就生病了，出现呕吐症状，双手和手臂疼痛，但他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原料出了问题。
Neal 把这批糖果卖给他的老客户 William Hardaker。客户也注意到了糖果的外观异常，压低了价格，并且他尝了糖果后马上病倒了。但 Hardaker 仍然在夜市摆摊出售这批糖果，一晚上就卖掉了 5 磅（2.3 公斤）。
其实，急性吸入砷化物中毒的主要表现非常明显，通常是眼与呼吸道的刺激症状和神经系统症状，例如眼睛充血、流泪、咳嗽、喷嚏、胸痛、呼吸困难以及头痛、眩晕等，严重者甚至咽喉、喉头水肿，以致窒息，或是发生昏迷、休克，而皮肤接触部位会有局部瘙痒和皮疹。
然而，最初中毒死亡的两个孩子被误诊为霍乱，因为这是当时困扰英国人的一种流行病。但随着意外死亡的人越来越多，证据很快指向 Hardaker 的糖果摊。
化验发现，每颗拐杖糖里的砒霜至少达到两倍致死量，Hardaker 那天卖出的糖果足以毒死两千人。
虽然这起悲剧夺走了21条无辜的生命，但这起事件有力推动了《药房法》（Pharmacy Act）的制定，这部法案于 1868 年通过，它列出了一个有毒化学品和药品清单，规定只有有资质的化学家和药剂师可以出售这类物品，并对标签、销售记录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规定。
事实上，很多法律的背后，往往都会有血淋淋的教训。法律不只是条条框框，每一个条文背后可能是一个甚至无数个人的牺牲和悲剧。法律背后是人，或许刀没有落在你身上，沙也没有落在你头上，但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对它们感同身受，这是法律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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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种子案，一个民事法官以其法律专业知识挑战体制的宪法第一判，最终推动立法法当中违宪、违法审查制度的建立。
谢邀。从案件性质上来看，刑事案件较民商事案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刑事案件中舆论较多的案件主要存在两种情形：（1）存在冤假错案的情形，例如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杀人案；佘祥林杀妻案；赵作海杀人案等；（2）涉及到更多情理性质的案件，例如许霆案；于欢案等法律案例。但在民事案件中涉及到基本道德层面及基本权利层面的案件会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例如齐玉苓案；彭宇案等。
上述案件都对我国的法治进程与法制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为了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逐步建立起关于冤假错案的终身追责机制，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另外为了积极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现《民法总则》已经对见义勇为情形下的追责机制作了明确规定。